但这种想法,彭总并没有对别人说起。他本性光明磊落,所以有时候他也在反思,是不是自己对旧上层出身的同志有偏见。
和彭德怀不太一样,也许两人都属于作风细密的类型,左权对于沈茂的观感较好。不过左权也不认为沈茂属于有灵气的将领。甚至也不是一个有足够鼓动性的政委。左权甚至认为沈茂的个人资质也不过是中人而已。和南方红军那些才华横溢的军事政治干部相比,沈茂是弱了很多。但左权认为在现在的装备训练条件下,南方红军能够在军事上战胜沈茂的将领不超过三人。
如果是沈茂一人领军,彭总和左权自己搭伴,各一个军三万人,双方一日内或许能够打成平手,但是五日之内,沈茂的胜算超过七成。如果是十日内的战斗,沈茂的胜算在九成左右。
沈茂对于现有战术的应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左权曾经看过沈茂指挥下的一次营级战斗,面对武汉三个营的守军,沈茂突然接掌了一个指挥不力的营级指挥权,接下来,红军不仅正面压倒了国民党中央军,甚至还有余力派出包抄部队从侧后翼发动进攻。从始至终,战斗节奏都完全掌握在沈茂手中,他不仅完美的控制着红军,还有效的调动着国民党部队的行动。战斗过程看上去完全不够激烈。但对战术的应用方面,沈茂发挥的淋漓尽致。
无论沈茂是如何精通指挥,左权都无法将他和天才划上等号。沈茂的指挥清楚明白,井井有条,左权可以非常透彻的看懂。沈茂是那种把基本常识应用的符合常理的人。他从没有试图去创造什么,相识这么久,除了谁都能干的工作之外,沈茂业从没有干过任何一件有自己创意的事情。
不仅仅是沈茂,左权见过的陕西同志们,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思路。支撑陕西同志们的,是一套完整的社会模式。陕西同志们一直在追求的,也是对这种模式的有效运作。
左权很清楚,南方同志们和陕西同志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此。
南方同志还理解不了陕西同志们的整套理论与模式。或许在摸索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南方同志往往有自己独特的发挥,从这个角度上,陕西同志是通过扼杀个性与制度化条理化创造来进行自己的革命。但左权也很深刻的感觉到,陕西同志貌似更有力量。
这不是某个人单对单的比较,现在是个人和整个完整系统的较量。陕西的完整系统将大批没有个性的人组合成一个强大的集团。在这个集团中,只要按制度来,就可以轻松的拥有强大的力量。很多在能力、意志、认识都远不如南方的同志,却通过组织性纪律性,达成超过南方同志的功业。
和南方红军在江西不同,南方红军组织的扩大化,往往会影响效率。而陕西红军的组织越庞大,它就越有力量。
不过那些真正有能力的强者,在这个集团中更容易上位。例如主席、例如总理,甚至包括他左权在内。tg的纪律性在整个组织运行中发挥的淋漓尽致。钢铁纪律的组织,在左权这等天才和沈茂这等实事求是的常人手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而这就是现在红军战无不胜的根基。
诉苦会持续进行,虽然沈茂打定主意不发言,可这也不全由他决定。很快,事务性工作就开始提上来,沈茂只好打起精神参与讨论。
现在湖北革命两大关键一是土改,二是工商业。
湖北是个贸易相当发达的地区,作为水陆中心,湖北交通发达,商贾云集。汉阳钢铁厂开工以来,钢材质量一直不是很高,想提高钢铁质量就得加大投入。这又面临设备不足的问题。加上湖北属于战区,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各种贵重设备放在湖北也不让人放心。所以此时汉阳钢铁厂炼铁比例更大。各种铁农具和民用铁制品,以及各种钢铁小零件产量比例颇高。一部分民用品流入了市场,造成了各地商家的疯抢。
以铁镰刀和铁犁为例,汉阳钢铁联合企业的主管是陕西来的同志,按照陕西的管理模式,效率大大提高。加上那三条专用铁矿运输船组成的运输专线,成本比历史上低了一半不止。
新汉阳钢铁联盟以平价出售铁农具,本来只是一个刺激点。大概向市场表示共和国已经有了向市面提供商品的意向。但商人们追逐利益的勇气令人赞叹。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节,还有不少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开始大量购买铁农具。向南方贩卖。
这两年南方气候不错,农民收成普遍较好。在普遍习惯了战争的现在,人民还是要过生活的。铁农具市场出乎意料之外的好。
加上共和国政府从来没有横征暴敛的制度,国民党政权在湖北瓦解之后,以往的税收体系也已经崩溃。商人意料之外的不再面临各种苛捐杂税,利润自然是大大提高。
有些大胆的商人,甚至请求新政府打击各地土匪。有些商人则希望出钱请解放军保护他们的贸易运输。
左参谋长就是湖北人,前来攀亲的很多。那些有胆量的商人对这个乱世规则非常熟络,他们表示愿意支持新政府,只求得到一些&ldo;特权&rdo;。对于出身陕西的同志来说,这个特权实在是&ldo;可怜&rdo;。商人们只希望得到政府的保护,能够正常做生意而已。
武汉新政府和商人们现在有一个共同利益点,湖北混乱的局势都在损害双方的利益。打击各地的土匪流寇,是现在的一个重要工作。而且各地地主们有可能在对抗新政权的时候,雇用这些土匪流寇。新政府也需要用人头来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