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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1页）

一九六七年，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山区县份和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摇撼着整个社会。

城镇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通令、通缉令以及“红都来电”和“中央首长讲话”；铅印的或油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在街头巷尾飘飞。墨汁、纸张、浆糊如同粮食和菜蔬，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邮路中断，班车停开，商店关门……

有些家庭分裂了，有的父子决裂了。同志可能变为分敌，冤家说不定成了战友。过去的光荣很可能成为今天的耻辱；今天引以骄傲的，也许正是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看吧！许多过去有权力和有影响的人物，正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敲打着破铁桶或者烂马勺，嘴里嘟囔着自己的“罪行”，正一溜一串地游街哩；而另外一些普通的群众，正站在权力的讲坛上大声演说着，号召着，命令着……

乡村里，有的人离开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也被吸引到了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城镇。这些人有的是专门去闹革命的，有的是乘机去做黑市生意的；有的既闹革命，也做黑市生意。那些企图反对这些外流“革命家”和生意人的队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纷纷被城里来的“点火队”宣布为“假洋鬼子”，一律靠边站了。社会变得一反常态。可是时令却一如既往：“寒露前后，秋风飒飒地吹落了第一批枯黄的树叶。山头上，川道里，一层薄薄的秋庄稼不几天就收割完毕；那斑斑驳驳的大地躺在浅蓝色的天幕下，猛一看，好像瘦了许多……”

城市在动荡中……乡村在动荡中……全国的运动看来很不平衡。当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这个县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

本来早已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本县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司部”（红总）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红指）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的战斗队，不费吹灰之力，一天之内就你抢我争地夺了权：把那些权力的象征——

钢的或木的，大的或小的图章拿来一封存就行了。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分别嬉开庆祝大会，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灰白硝烟弥漫了整个县城的上空……

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政权又大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被砸烂了。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叫人多少不可思议！

失去了阶级的统一意志，权力马上出现了真空。现在，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将统辖全县的十三万人口呢？

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两派人搅混在一起，唾沫星子乱了飞，没没黑地辩论着：证明自己革命，对方反革命。到处都是讲坛，到处都在进行着唇枪舌战。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蜂窝。嗡嗡声整天不断。各处论战的双方都在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主席、鲁导的话被整段整段地引用背诵；这些神圣而庄严的经典也可能立刻又被淹没在一片讽刺、挖苦和辱骂声中。一旦嘴这种武器不得力的时候，就开始打肩胛、动拳头，直到打得鼻子口里血直淌！真理的谬误混杂在一起，舌头的拳头交替着使用，华丽的词藻和骂娘的粗话都能博得欢呼……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红总总部所在地人委和红指指挥部所在地县委，总司令、总指挥分别和他们的常委们以及对方骂作“狗头军师”或“黑高参”的智囊人物们，也各自正在没是没黑地开会，以便策划下一步的行动。在他们的各自的会议上，拍桌子、掼板凳、摔茶杯，争辩、论战、好说、臭骂……刺耳的声浪把会议玻璃窗震得咝咝价响！

两地大门口和围墙周围，站着和走着一些立眉竖眼的人。这些人手里提着棍棒，腰里别着刀子，像御林军守卫着皇宫，神色庄严而骄横。这是两派首脑部门直属的组织，跨行业组成，打人、抄家、给“走资派”上刑都由他们管。红总叫“孙大圣”战斗队；红指叫“千钧棒”战斗队。这些人一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而这时，两派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无不围绕着他——县委书记马延雄而进行。

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他在县监狱里。

监狱坐落在县城南边的块墙根里边，是一排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窑洞。石头与石头之间浇灌着水泥，显得浑然一体。监狱后边的城墙不知是哪个朝代为军事防御而修建的——因为这里离内蒙古只有几百里路程，本县县志记载着历史土游牧民族的数次进攻和浩劫。城墙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残缺，上面长满了茂密的蒿糙和苦艾。南北两道城墙顺着一座叫牙峰山的山势，蜿蜒向山顶上伸展而去，最后交叉在那里，形成个夹角。这个夹角里面，就是本县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县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夹角的底边是一条流量不大的河流，绕过县城，在南边一百多华里外，流入了咆哮的黄河。

监狱四围的高墙同样是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石头与石头之间也浇灌着水泥。墙外有一座哨楼；哨楼高出围墙，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监狱的院坝现在，那上面站着一些穿“红卫”服的人，手里提着棍棒，替换了原来持枪值勤的解放军。

由于形势紧张，本县所有的在押犯人都在一个月前被解押走了。随即，红总例控制了这个地方，将县委书记马延雄押在这里。他现在在这座监狱最中间的一孔窑洞里。

深秋的阳光透过窗上铁栅栏的空隙，在土地上印下一些长方形的亮块。他，过去的县委书记，今天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正背抄着胳膊，在这亮光和暗影织成的图案上来回走动着。他走着，脚步是匆忙的，像他平时在乡村的山路上一样，似乎有许多急事要他赶紧去办。

这样走着，他有时意忘了折转身，便一头撞在了石头墙上。这时，他猛地抬起头来，一双眯fèng着的眼睛长久而迷惑地望着这墙壁，好像是在梦中被惊醒一样。随后，那片没有血色的嘴唇便剧烈地哆嗦起来，想要说什么——不，是想要喊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喊不出来。

他这样站上许久，轻轻地叹一口气，然后退回到炕边，拉起那件破棉袄裹住干瘦的身板，坐在了炉台上。

他从这破棉袄的一个破洞里，取出一张折叠成小方块的纸片和半截铅笔来。然后小心地展开这纸片，拿那半截铅笔在上面勾划起来。地上的阳光移到了他那多时没剃没洗、像毡片子一样的头发上了；又从这毡片子一样的头发移到墙壁上了……而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那张瘦削的、像白蜡一样的脸久久地对着那张小纸片在出神。这是一张油印的本县地图。

他所有的书籍和笔记本都被抄收了，只藏下了这张小小的地图。它是他生活的伴侣，是他精神的依托。

当他打开这张地图时，全县的山川河流便一起涌到了他的眼前。那标着村庄山寨的小黑点，在他的眼里也立刻都变成了具体的村庄和山寨：这个村是怎个模样，谁家的窑洞挨着谁家的窑洞；大队饲养室在哪里，机房在哪里……他都能清晰地看得见。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同时也都向他涌现而来，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都向他围拢过来了。他和他们谈心；和他们谋划坝在什么地方打，火库在什么地方修；他拿他的短烟锅和他们的旱烟锅对火，一边互相吹、吸，一边翻起眼皮瞧着对方的眼睛……

多少日子了，当他渴望田野的时候，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闻到了泥土的气息和庄稼的味道；当他罹那些弯腰驼背的农民朋友时，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看见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啊，这亲爱的地图！

他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十岁失去双亲后，就在这土地上给地主拦羊了。后来，他和庄稼人一齐起来打倒了他们的东家，从此便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他从乡文书、乡长、区游击队指导员、区长，一直到走上县委书记的岗位，永远处于紧张的战斗生活的风暴中。可是，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这是祖国的一块宝地，他爱它，并不仅仅因为他出生在这里。在过去火热的战斗岁月里，多少革命的领袖人物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现在的十五个公社中，毛主席、周总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转战时期，就先后走过十二个公社的地方！二十多年来，他发誓要把这个地方的工作做好，以不负这真光荣的土地。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的岁月里，他在这块土地上流过不知多少汗水，也流过血：身上有三个枪疤，一块刀伤；而右脚上的那个小指头是前年修水电站时被大石头锋利的棱边剁掉的。他承认他犯过不少的错误，他想起这错误就痛心疾首！尤其是在今天，他不愿意多想自己曾做过什么好事，他经常想自己那些做错了的事，并时时刻刻想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来弥补这些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但是，现在他一切都被剥夺了：他既没有为革命创造功绩的权利，也没有弥补自己错误的机遇。他被宣布为“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是不是反党呢？是不是反革命呢？”他在心灵里为自己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来不断审查自己。

“不，我没有反党！我把你像母亲一样看待，我怎能反她呢？我有错误，但我二十多年来都是跟党一心一意闹革命的呀！……”他向心中的那个“党的监察委员会”喃喃地念叨着。他不灰心。他相信党不会丢弃他的，他跟党二十多年了。他相依一天，党会对他说：“你是党的好同志，你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吧！”每当这时，希望的光芒便照亮了他的心灵，他想：为了将来，不管眼下情况如何困难，都要千方百计地工作。将来还要建设呀！还要修水库呀！还要好好办农业呀！现在农民的生活还很苦，他发誓在他闭上眼睛前，要看见全县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玉米面馍）和白疙瘩（白面馍）。

每天，除过挨打和被审讯外，所有的时间，他都是在这张县民政局油印的地图上做未来的规划，从全县农、林、牧、副、渔的布局，一直到中糙药的种植。有时候，遇到了难题，他就在这囚室的土地上心急火燎地踱步，直到头碰到墙壁上为止……有了坚强的信念和明确的目标，人就能变得冷静。此刻，说实话，他留恋过去火热的战斗生活，同时寄希望于将来，但也决不准备回避现实！此刻，别人因为是造反派而感到骄傲，而他，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感到光荣。让他们说他死不改悔、顽固不化吧！顽固不化就顽固不化，他要顽固不化到底；他为这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

此刻，你看他坐在炉台上，披着那件破烂的棉袄，半截铅笔在那张揉皱的地图上指点着，勾划着，嘴里喃喃地念叨着，就像他以往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一样，紧张而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