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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1法国剧作家莫里哀所作喜剧《贵人迷》（1670）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醉心贵族的资产者，贵族的一切举止便是他的行动标准。——译者注

2维多克（1775—1857），法国著名侦探，曾帮助建立法国的“保安警察”。——译者注

“至于这桩凶杀案，咱们不妨自己先来分析分析，再做结论。进行一番调查也是趣事一桩嘛。”（我觉得他的“趣事”二字用在这件事上很不合适，不过我没说什么）“此外，勒邦过去也帮助过我，我不能那么忘恩负义，见他冤沉海底，袖手旁观。咱俩亲自去那幢房子走一遭。我认识警察局长，得到许可证是不会很难的。”

我们果然得到了许可证，我俩立刻前往莫格街。留塞黎街与圣罗克街之间有几条破烂的街道，莫格街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莫格街离我们的住处很远，我们到达时已将近傍晚。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幢房子。因为那里仍聚着许多人，站在马路对过，好奇地张望房子那紧闭的百叶窗。这是一幢普通的巴黎住房，有个大门，门旁是个镶着玻璃的小门房，门房的窗户有块可移动的玻璃，上书“门房”两字。我们决定先转上一圈再进去。我俩沿街走去，拐入一个小巷，然后拐弯，从房子的后门门口经过——杜邦不仅观察房子本身，还仔细观察整个邻里地区的情况。他观察得极为仔细，我真不懂他何必要这样。

我俩顺原路返回，来到大门口，摁响门铃，向警察出示了证件。警察放我们进去了。我俩上了楼，来到发现莱斯帕纳耶小姐尸体的那间卧室，两名死者的尸体现在仍陈放在这里。根据保护现场的惯例，房间里的凌乱场面仍然保持原状。我所看到的都是《论坛报》中描述过的，没有什么新情况。杜邦把所有的东西都仔细看了一遍，连被害者的尸体也不放过。然后我俩又到其它房间去，随后回到了院子里。一名警官始终陪伴着我们。我们一直查看到天黑，才告辞离去。回去的路上杜邦去了一趟《世界报》报社。

我在前面说过，我这位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怪念头。直到第二天中午，他才第一次和我谈有关这件谋杀案的事。他忽然问我，我是否在现场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他加重了“特别”二字，语气意味深长，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听了他这话竟然哆嗦了一下。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和报上说的差不多嘛。”

他说道：“我看《论坛报》并没有揭示出此案的出奇恐怖之处。不过咱们且不去读报上的蠢言浅见。大家认为此案是个难解难破的离奇之案，而我觉得，它的难解难破之处也正是它的易解易破之处，也就是说，它有许多非常离奇的特点。警方之所以弄昏了头，是因为找不到明显的动机——不是说找不到明显的杀人动机，而是说找不到采用那么凶残手段的动机。此外，大伙都听见楼上有争执的声音，可上去一看，除了被杀的莱斯帕纳耶小姐外，什么人也没有，真是不可思议，而且凶手若是下楼，不可能不被大伙看见，这两点也颇使警察局摸不着头脑。房间里极为凌乱的场面、尸体被倒栽葱塞进烟囱里、老太太尸身上的可怕伤痕，这一切，再加上我刚才说过，现在不必再重复的情况，足以使警察们一向自认为具有的‘敏锐’失效，使他们无用武之地。他们犯了一个极为常见的大错误，即：把特殊性与难解性混在了一起。然而，理智的人正是在平凡的现象中进行推理，找出事情的真相。而咱们进行调查的时候，则不该总考虑‘发生的是什么’而是要考虑‘什么是以前没发生过的’。其实，我是可以查出这个案子的，而且已经查出了。警察局越觉得它难破，我就越觉得破起来全不费工夫。”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直勾勾地瞪着他。

“我在等待，”他朝我们寓所的房门看了一眼，继续说，“我在等待一个人，这人虽然也许不是此案中的凶手，但多少同凶杀案有些关系。这起凶杀如此残酷，可能责任根本不在他。我希望我在这一点上的推测是正确的，因为我把解谜的希望全压在这个推测上了。我随时随刻地在此——在这个房间中——等待此君。他当然有可能不来，但也有可能会来。如果他果真来了，咱们就必须把他扣住。给你手枪，在必要的时候你我都是知道如何放枪的。”

我接过手枪，头都大了，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简直无法相信这些自己亲耳听到的话。而杜邦还在说着，就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前面说过，他一到这种时候就变得心不在焉。他的话是对着自己说的，可他的声音呢，虽然一点也不高，从声调上听，却像是在对很远很远之处的人讲话。他的眼睛盯着墙壁，漫无表情。

他说：“根据顺楼梯上楼的那伙人的描述，吵架的声音不是那两个女被害者的，现在证据也已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嘛，咱们就大可不必考虑这样的可能性：老太太先杀死了女儿，尔后又自杀。我谈起这一点，主要是想弄清楚凶杀的方法。就凭莱斯帕纳耶太太的那点力气，她是无法把女儿的尸体塞进烟囱里的。再者，她本人身上的那些伤痕，也完全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因此，凶手肯定是另外一个人，大家听到的争吵声就是他的声音。现在咱们再来看看证人们的证词——不是关于争吵声的全部证词——而是证词中的特别之处。你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