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有人会反对说,这样一种世界展望,如此确定地描画了未来的轮廓和趋向,因而切断了一切远大的希望,一旦它不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被那些能够有效地铸造未来的人们当作实际的生活图式加以采纳,那它将不利于全体人类,将对许多人是致命的。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们是文明化的人,不是哥特式或罗可可式(ro)的人;我们不得不考虑文化晚期生命的冷酷事实,与之平行的不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是恺撒时代的罗马。对于西方人来说,伟大的绘画或伟大的音乐不再是什么问题。他们在建筑方面的潜力,在这几百年来,已发挥殆尽。只有外扩的潜力,还有发掘的余地。不过,对于充满了无限希望的、健康而且生气勃勃的一代人来说,及时去发现这些希望中有些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坏处。如果注定要破灭的恰恰是人们最为珍视的希望,那么,一个经得起一切考验的人是不会因此手足无措的。对于某些人来说,要他们在其决定性的岁月屈从于一种信念,承认自己在建筑、戏剧、绘画等领域已经没有什么可征服的,这问题确实是悲剧性的。可是,如果他们做不到又有什么关系呢!迄今为止,人们习惯于承认在这些事情上是无所谓限度的,他们相信每个时期在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事可做。因此,得想尽办法找点事做,至于艺术家的信念是否有道理,他的毕生之作是否有必要,这些事情还是留待他死后再解决吧。除了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在这条道上走到底。这种自负不是一个罗马人的自负。如果一个人站在已废弃的采石场前,宁可听人告诉他第二天就可找到新的矿脉‐‐由当时根本上虚假的和程式化的技艺所提供的一种欺哄‐‐而不愿有人指给他在就近就有一个丰富的和未开采过的黏土层,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该作何感想?我认为,告诉后代人什么是可能的‐‐因此也是必要的‐‐什么是他们的时代的内在可能性中所没有的,这一教训对于他们当是有益的。迄今为止,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才智与力量之总体被浪费在错误的方向上了。西欧人‐‐不论他怎样历史地思考和感觉‐‐正处在某一始终不明确自己的方向的生命阶段上;他在摸索他的道路,感受他的道路,但如果环境不顺,他就会迷失方向。但是,现在,若干世纪的工作终于使他能够在与一般文化框架的关系中去观察自己的生命中的意向,去考验自己的力量和目标。我只希望新的一代能为这本书所打动,把自己投身于技术而不是抒情诗,投身于海洋而不是画笔,投身于政治而不是认识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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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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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剩下需要考虑的便是世界历史的形态学与哲学的关系。一切真正的历史著作必定都是哲学,除非它纯粹是蚂蚁搬家。但是,那热衷于体系的哲学家的运作,因为相信自己的结论的永久性而常常会犯下严重的错误。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每种思想都只能生存于一个历史的世界中,因而逃脱不了共有的必死之命运。他以为高级的思想具有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客观性,以为所有时代的重大问题都是同一的,因此它们在最后的分析中必能有独一无二的答案。
但是,在这里,问题和答案是一回事,重大的问题之所以重大,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太过迫切地想要得到确切的解答,所以它们只有作为生活之象征时才具有意义。根本就没有永恒的真理。每种哲学都是其自身且只是其自身的时代的表现,而且‐‐如果我们所讲的哲学指的是有效用的哲学,而不是有关判断形式、感觉范畴等等经院式的繁琐事理‐‐没有两个不同时代会有相同的哲学旨趣。区别不在于有些学说会死去,有些学说不会死去,而在于有些学说会在其所处的时代活着,有些学说则从来也不会存活。已成的思想可以不朽,这不过是一种幻想‐‐实质是要看它们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人。人物越伟大,其哲学以及那在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无需其各个因素、甚至无需其各个因素的相互兼容来加以证实的内在真理也就越真实。在最高的意义上说,哲学可以吸纳一个时代的全部内容,在自身之内体认它,然后以某种伟大的形式或个性将其具体化,使其流传下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哲学所披的科学外衣或其学问的外表在此是不重要的。没有比建立一个体系来掩饰观点的贫乏更简单的了,即使是一个好的观点,如果由一个装腔作势的蠢货说出来,其价值也会丧失殆尽。只有其对生命的必要性,才能决定一个学说是不是杰出的。
因此,在我看来,可用于检验一个思想家的价值的,是他对他自己的时代的伟大事实的眼光。只有这能决定:他是否仅仅是一个聪明的体系或原理的建筑师,只擅长定义和分析,抑或他的著作和直觉所表达的是否是他的时代的心灵。一个不能很好地抓住和操控事实性的哲学家决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哲学家。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大都是商人和政治家。为了在叙拉古把他的政治理念付诸于实施,柏拉图几乎穷尽了一生的心力,可也是这同一个柏拉图发现了一套几何学定理,使欧几里得(euclid)能够建立起古典的数学体系。帕斯卡尔(pascal)‐‐尼采只知道他是一个&ldo;绝望的基督徒&rdo;‐‐笛卡儿、莱布尼茨(leibniz)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第一流的数学家和技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