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能力保护自己了,长官。”加尔认真的说,“就像当年、在我刚加入联队时,你教过我如何保护自己的方法一样。”
舒尔茨笑了起来:“这会可没有敌机被你扫射、击落了,加尔。”又像个老父亲一样感慨起来,“加尔长大了,总之,好好保护自己,至少别让我听见你被猪猡们拖出去雪地里枪毙的消息。”
加尔有点想哭的冲动,声音隐约有些哽咽了:“我知道了,长官。”
他下意识想向他的长官敬礼,可惜现在穿的可不是空军制服,而是残破的囚衣。这太不体面。
“你永远是我敬爱的长官。”加尔敬重的说。
舒尔茨不由觉得好笑:“你这是干什么?又不是生离死别。”
“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长官。”
“噢,这样吗?”舒尔茨似乎没有意外。
“我理解你的决定,也衷心祝愿你和景澜早日相聚,不过,我不知道,到时候国家会不会谅解你。”
“加尔,连我也把自己归为叛徒了。”舒尔茨只是笑,“望只望到时候回去,他们不会把我原地枪决。”
加尔说:“或许长官你可以向国家写几张忏悔书什么的……”
“加尔,勋章不要交给他们,知道吗?”舒尔茨对他最后一次叮嘱。
加尔牢记使命,猛的点头:“我绝对不会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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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并没有转去高级军官战俘营。在被释放之前,他一直协助苏联人,帮助他们训练飞行员。他的刑罚由此缩短至八年。
可八年对于他来说,还是太长。他抓住许多机会,比如在国际红十字会前来采访时,他在媒体面前大大夸赞苏联,无不赞美这国家的领袖,对在苏联的劳改生活时特意抹上“美好的”、“人道的”、虚幻色彩。
说实话,即使几年的劳改生活,他对这国家并没有恨。
他从不会被仇恨蒙蔽双眼。他承认错误,并甘愿为此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也在向苏联要人,这群年轻的战俘,是战后满目疮痍的德国最主要的支柱力量。
他的叔叔于德国投降后不久就被获释,在此后的时间里坚持不懈的想办法将他侄子营救出来。
而他的妻子也在努力着,私下以“战俘”妻子、以及另一层“商人”的名义,支持共产事业的发展,对战后苏联的重铸经济方面也有着紧密合作。
他的苏联“老朋友”,维克多,一直向高层递信。信中,不止一次提及,曾与舒尔茨交过手,毫不吝啬的称赞他的飞行骑士精神——他是一名忠诚、遵守战场规则的空军军官,并不是什么纳粹。
舒尔茨自己也在努力着。终于,在四面八方的帮助下,黎明到来了。
事情发生在1949年的初春。当舒尔茨收到他释放的消息时,被年月蹉跎至黯淡的双眼重复了光彩。
“她在那里等你。”维克多告知释放名单有他的名字后,把一封明信片交由他。
上边印着的场景,是一片辽阔的田野。
后边,是她所写的地址。
出狱之时,舒尔茨把自己打理得干爽利落,头发也被战俘营里当过发型师的战俘理过,换上了早年妻子给他的衣物。衣物早就洗得干干净净,并向奎琳女士借了瓶香水,往上边喷喷,极为呵护。
登上回家乡的列车前,舒尔茨没有忘记还在另一处战俘营的加尔,通过维克多的关系,时隔两年半,他再度见到这位亲手培养出来的飞行员。
当年入伍时才十七岁的少年,直到现在,面容还保留着一丝青涩。
加尔将勋章交还,这枚双剑饰,终于重新回到原主人身边。
上司和下属互相拥抱着,加尔还是一如既往的感性,不过这次他忍住了眼泪,说:“长官,恭喜你,获得了自由。”
舒尔茨半开玩笑说:“我还是祈祷着,回去后他们不会把我原地枪决。”
“不会的,国家会谅解你,忠诚的长官。”
“但愿如此。”舒尔茨说,“明年你就被释放了,你长官我大发慈悲来迎接下你,怎么样?”
加尔破天荒的第一次拒绝他的长官:“不要,我的伊思会来接我,我要跟她过二人世界。”
与加尔告别完,带着无处安放的期待,以及即将与妻子见面紧张兴奋的心情,舒尔茨登上了这趟带他远离过去的黑暗、驶向充满明亮未来的列车。
去往瑞士前,舒尔茨改头换面,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穿起了西服,黑色领带打得整整齐齐,腕表重新戴在手上,无名指上的婚戒闪闪发亮,胸袋插花,头发梳的一丝不苟,喷时下最流行的香水,踩着被刷的铮亮的皮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