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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走，还是不走?老舍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

&ldo;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lso;按兵不动&rso;。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注：《八方风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他也曾经想不走，安心写文章，&ldo;我的抗敌武器只是一管笔&rdo;。可是友人们劝他走。因为济南战期的报纸与刊物时常有他的文章，学生与文化界的集会他时常出席，这样，日本人虽未见得认识他，可是汉奸一定不会轻易失掉这个为敌人效劳的机会。他痛苦地面对着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ldo;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走。&rdo;（注：《八方风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这是一个困难的抉择。胡洁青母子四人，都极衰弱，舒济、舒乙自己不能管理自己，小舒雨尚在襁褓之中;一齐走，徒增拖累，留下她们，又心悬两地。在危难的境况中胡洁青坚定地支持老舍为国效劳的志向。沧州沦陷的消息传来，胡洁青说：&ldo;你放心地走吧，只要济南沦陷的时候我不被炸死，我一定坚强活下去。我能教书，挣几个钱把孩子们带大，给老太太送终，还不致成大问题。反正我还是教学生认咱们中国字，绝不能给你丢脸。万一我被炮火……&rdo;她看看三个不懂事的孩子，只有呜咽。（注：《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深知：&ldo;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rdo;（注：《一封信》，《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虽然如此，他的心还是凄苦的。

他曾经几次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又打开。他不忍抛妻别子遽然离去：

弱女痴儿不解哀，

牵衣问父去何来?

话因伤别潸应泪，

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

更堪江海逐风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

暮雁声低切切催。（注：《八方风雨》。）

十一月十五日黄昏，国民党军队炸毁了津浦路上的泺口铁桥（离济南约十几里），老舍再不能迟疑，&ldo;稍一蜘蹰，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rdo;。他提起箱子，走出家门，他最后一句话是：&ldo;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rdo;

济南的街上冷清清，铺户都上着门。天上有些薄云，路灯昏黄的光照着这个无声的城市。他在友人陪同下到了车站，恰好赶上一列军车，在友人帮助下，由车窗进入车中。当列车开动的时候，他最后看了一眼济南，&ldo;默默地决定好：我必须回济南，必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所认识的更美丽更尊严，当我回来的时候。逃亡激进了努力，奔往异地坚定下打回故乡!&rdo;（注：老舍：《三个月来的济南》，《战地通讯》第9期（1938年1月）。）

第十二章　&ldo;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rdo;

一九年五月，老舍把他在青岛写作的中短篇小说收集在一起，编为《樱海集》出版。在《樱海集》的序言中，他简洁地叙述了自己生活与创作的情况，特别是对艺术风格上的变动，做了概括而又含蓄的说明。他说：

我知道活一天便须欢蹦乱跳一天，我照常的作事写文章，但是心中堵着一块什么，它老在那儿!写得不好?因为心里堵得慌!我是个爱笑的人，笑不出来了!我一向写东西写得很快，快与好虽非一回事，但刷刷的写一阵到底是件痛快事;哼，自去年秋天起，刷刷不上来了。……我并不愿把一切罪过都推出去，只说自己高明。不，我永远没说过自己高明;不过外面的压迫也真的使我&ldo;更&rdo;不高明。这是非说出不可的，我自己的不高明，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至少要各担一半。

这可也不是专为向读者道歉。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从这十篇里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变动与心情是一致的。这里的幽默成分，与以前的作品相较，少多了。笑是不能勉强的。文字上呢，也显着老实了一些，细腻了一些。这些变动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不过确是有了变动。这些变动是这半年多的生活给予作品的一些颜色，是好是坏，还是那句‐‐我不知道。有人爱黑，有人爱白;不过我的颜色是由我与我的环境而决定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老舍这些话是有&ldo;弦外之音&rdo;的。他看得很清楚：民族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是越来越残酷了。他对于社会现实观察得越精细、深刻，他的忧愤的感情也就越深沉，越不能解脱。当然，挚友白涤洲的死，对于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曾经写了《哭白涤洲》，用以寄托哀思。在这篇文章中，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注：详见老舍：《哭白涤洲》，《人间世》第17期（1934年12月5日）。）。环境的险恶，友人遭际的不幸，想从事专业写作而不能的苦衷，这些使他&ldo;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rdo;。这些情况都对他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风格的某些变动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发生的。

《樱海集》，以及其后出版的《蛤藻集》，在《论语》上连载的《文博士》等，在艺术格调上，确如作家所说，有了变动，辛辣的讽刺多于幽默，笔触细腻，很少过分夸张的浅露的描写，呈现着清新、凝重的特色。

中、短篇小说创作

《樱海集》出版于一九年八月，收短篇《上任》，《牺牲》、《柳屯的》、《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毛毛虫》、《善人》、《邻居们》、《阳光》，中篇《月牙儿》。《蛤藻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收短篇《老字号》、《断魂枪》、《听来的故事》、《新韩穆烈德》，中篇《新时代的旧悲剧》、《且说屋里》。此外，还有未收入集中的短篇《裕兴池里》、《创造病》、《新爱弥耳》、《番表》、《牛老爷的痰盂》等，还有中篇《我这一辈子》（注：《我这一辈子》后来收入《火车集》。）。

这些作品同《赶集》中的作品比较，在题材上无疑是扩大了。作家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罪恶、汉奸、洋奴的卑劣的嘴脸，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而且批判的锋芒和鞭挞的力量也有所增强。

揭露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是这些中短篇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任》、《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都是这样的作品。

《上任》中的尤老二，做了多年土匪，却被李司令任命为稽察长，负责维持社会治安，这个情节本身就是富于讽刺意味的。他刚刚上任，&ldo;匪&rdo;就找上门来，名义上是来贺喜，实际上是来索取路费，他们其实都是熟人。打发走这一伙，又来了另一伙，除了要路费而外，还要他帮忙窝藏武器。这样，八十块办公费全搭进去还不够用，又挖了他自己月薪中的十六元。这就是尤老二&ldo;上任&rdo;拿&ldo;匪&rdo;的经过。&ldo;拿不了匪，倒叫匪给拿了，多么大的笑话!&rdo;但是这个笑话的根源就在于尤老二本人原先就是一个土匪。这个情节带有隐喻性质。作品暗示给人们：国民党政权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以&ldo;维持治安&rdo;自命，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伙装模作样的文明土匪。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作品构思奇巧，意味深长，是老舍短篇中的优秀之作。《新时代的旧悲剧》篇幅较长，内容也较复杂。这个作品的主角是陈老先生，他的大家庭在&ldo;新时代&rdo;错综复杂矛盾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他本人也在绝望中发了疯。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他的儿子侦探长廉伯同公安局长勾心斗角，结果遭了公安局长的暗算，最后被&ldo;法办&rdo;了。廉伯的罪行是：&ldo;强迫商家送礼;霸占良家妇女;假公济私，借赈私运粮米、窃卖私货……&rdo;但是，在这场争斗中的公安局长其实也并不比廉伯好些，&ldo;廉伯与局长是半斤八两，不过廉伯的运气差一点;情屈命不屈。&rdo;廉伯是被&ldo;法办&rdo;了，而公安局长却逍遥法外，依然故我。这个情节把国民党政权的黑暗暴露无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廉伯用巧取豪夺弄来的财物奉献给陈老先生，竟被人誉为&ldo;孝子&rdo;，陈老先生也并不认为这有违&ldo;圣人之道&rdo;。这个细节把国民党官吏的虚伪面孔、陈老先生所鼓吹的&ldo;孔孟之道&rdo;的虚伪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阳光》写一个阔家小姐在生活上堕落的过程。但是这个作品并不简单是一个婚变的故事，它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作品中的&ldo;我&rdo;是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极端利己的女人。她十分看重自己&ldo;大家闺秀&rdo;的身份，却又企望新的自由的恋爱生活。而当她面临&ldo;包办婚姻&rdo;和&ldo;自由恋爱&rdo;的抉择时，由于不能抵抗奢侈生活的引诱，又甘心听任父母的摆布：&ldo;爱，说回来，值多少钱一斤呢?&rdo;她接受了旧式婚姻，嫁给了一个&ldo;少年老成，事业是新的，思想是新的，而愿意保守着旧道德&rdo;的人。她所以愿意嫁给他，因为他&ldo;顶有身份，顶有财产，顶体面，而且顶有道德&rdo;。然而她得到的除了&ldo;身份&rdo;和&ldo;金钱&rdo;，其余只是&ldo;空虚&rdo;，她于是偷偷同更有权位的&ldo;贵人&rdo;结交，寻求刺激。奇怪的是，做为&ldo;道德家&rdo;的丈夫却默许了这一切。他是想利用妻子的美色&ldo;获取利禄&rdo;。因为&ldo;他有道德而缺乏最高的地位&rdo;，正象她&ldo;有身份而缺乏恋爱&rdo;。但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象话，她的胡闹快要影响到他的&ldo;身份&rdo;和&ldo;名望&rdo;，他只得把她悄悄地&ldo;软禁&rdo;起来。她不能忍受这种折磨，公开提出离婚，&ldo;状子递上去了，报纸上宣扬起来&rdo;，结果她的&ldo;道德家&rdo;的丈夫因为离婚丑闻登时从最高的地方堕下来。他是以提倡旧道德而受到社会尊重的名流，他的言行被认为是青年们的&ldo;榜样&rdo;，他的一切活动，都是要&ldo;挽回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rdo;，现在，离婚案件戳穿了他&ldo;道德家&rdo;的假面，&ldo;他所认识的贵人们，马上变了态度，不认识他了&rdo;。他成了平民，她也&ldo;丢了一切&rdo;。阔家小姐的婚变悲剧只是一个骨架，它的主题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作家是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揭露了国民党的新贵们的腐败、卑劣以及混迹官场的政客的无耻。他们口头上鼓吹&ldo;礼义廉耻&rdo;，背地里干尽了男盗女娼。&ldo;贵人&rdo;们可以利用&ldo;权位&rdo;攫取美色，丈夫则以妻子做为钓饵，获取功名，只要这一切不公诸于世，他们就可以恣意妄为。所谓&ldo;道德&rdo;，不过是&ldo;身份&rdo;的同义语，有&ldo;身份&rdo;就有道德。这种逻辑看来实在荒唐，却是国民党统治下病态社会的&ldo;真理&rdo;。在这个作品中，作家不是从政治上，而是从精神上揭露国民党反动官僚、政客的卑污和堕落，揭露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腐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