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道堡垒线:自新宁县起,经飞仙桥、石门司、半山、江口、石山背、西岸市、山口、高坪、茶溪、梅口、长铺子、河口、洪江至黔阳。
第四道堡垒线:自新宁经安心关、武冈、田心铺、药园、瓦屋堂、西坡、袁马、洪江至黔阳。
这四道堡垒线共修成的堡垒约二百余座。
除此堡垒线外,追剿军总司令何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为加强集中指挥以适应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把分散的五路兵力编组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指挥原一、三、五路的兵马及第十九师五十五旅并补充四团;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指挥原二、三两路部队。
这样,敌人以其主师十五个师的兵力,部署于新宁、城步、绥宁、武冈、靖县、洪江、会同一带并以一部兵力配合桂军尾追,妄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
当时广西军阀组织了两个追剿队,以其十五军军长夏威率两个师为第一追剿队;以其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为第二追剿队。
敌人共集结部队20余万人,摆在3万多红军‐‐疲劳之师的面前。这种严重的态势,在地图上标示出来,一目了然,可是,一目了然并不保证没有争议。
毛泽东认为这些堡垒是难以突破的,必须转向贵州,因为湘黔桂各方兵力比较,贵州军阀的兵力是当时最薄弱的一路:名义上有一个军,实际上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重重:将领无指挥才能,双枪(步枪和烟枪)兵战斗力又弱。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犹国才为一派,蒋在珍又是一派。口头上各派都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并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他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两个师所辖的五个旅十五个团。
因此,毛泽东认为向贵州进军是适宜的。
二、都是假定
周恩来在头脑中久久萦绕的迷茫之感,薄雾似地散开了。共产国际框定的战略目标:首先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就是悲剧的根本原因,遵从这个战略目标的措施不可能结出胜利的果实。
如果在这里,花过多的笔墨去展示会议的场景气氛和争议的过程,似乎没有必要。争论的问题是很简单的,是不是改变原定计划,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
但这时只是绕道,并未转兵,&ldo;最高三人团&rdo;并未改变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在7天之后到达黎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走向新的方向。但通道会议却是黎平会议的前奏曲。
博古和李德却认为这些堡垒线是可以绕过的,而敌人的追剿部队可以让他们超越红军而过。红军则突然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
李德的计划并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没有诱人之处。
&ldo;绕过敌人堡垒线,把追击之敌让过去,这不正符合运动战,与敌人绕圈子的法则吗?&rdo;李德在会议上表现出极端的愤慨:&ldo;一会儿批评说:你是逃跑主义,你是避战主义,那么真正要和湘军大干一下了,反而又不对了,那么向贵州进军,是不是更是避战主义逃跑主义呢?&rdo;
与会者瞠目而视。
李德又说:&ldo;目前我军是疲惫之师,很需要立足之地以求休整,目前我军兵力单薄,需要与二、军团合力拒敌,合则两利,分则两损。……湘江之战。是受了巨大损失,不能因此我们就都是错的了!&rdo;
这里,毛泽东和李德对与二、六军团会合,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假定:毛泽东认定会失败;李德认定会胜利。
然而历史只给人们作出一个答案;非此即彼。
在这个答案未作出之前,很难说向贵州进军就是绝对地好,去跟二、六军团会合就是绝对的坏!
即便后来证明向贵州进军取得了胜利,仍然不能证明向湘西进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就会失败,也可能取得比向贵州进军大得多的胜利呢?
在这个会上,有人想得更远。如果暂时放弃与二、六军团的会师,会不会带来一个更大的会师‐‐到川陕与四方军的会师呢?
作战局又向会议介绍了四方面军的目前态势。
在当时来看,这个设想是极不现实的,从湘南到川陕,那是名副其实的万水千山,比与二、六军团会合,要难上十倍,那就等于说:既然我们跳不过3米宽的水沟,那就跳条10米宽的小河试试。
这个提议是不值得一驳的,当时,认为切实可行的是向贵州开进。
在通道会议上,即使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将来,首先不是与二、六军团会合,而是与远在川陕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博古、李德犯了错误,张国焘也犯了错误,所以他们作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是好的,没有一件不是错的。
第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没能粉碎30余万敌人的四次&ldo;围剿&rdo;进行了一次战略大转移,而后才有了川陕根据地,才有了8万主力红军,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就是历史难定功过是非之处。
第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有许多地方是与红四方面军相像,它未能粉碎50余万敌人的&ldo;围剿&rdo;,而想西征湘鄂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建的苏区‐‐第二个川陕式的新的根据地,是不是也是合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