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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这样的政权没什么可说的，早就应该推翻了。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受到影响中国历史甚剧、相互合作但主要是残酷争斗几十年的国共两党一致崇敬。以革命而不是以改良的手段，以共和而不是以君主立宪来取代旧制度，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几乎是没有疑义也无可置喙的了。

直到文革结束，文化界才有极少数人提出，假设当年不用革命这样激烈的手段，而只是渐进地改良，情况也许会比已经发生的这几十年的历史要好得多。毕竟刚刚经历过“不断革命”的磨难，一切关于革命的反思都容易为人所理解；毕竟“前清”早已成遥远的过去，是前朝的前朝了，对它的品头论足更不妨肆无忌惮。

——假设不经革命，而代之以温和的改良，君主立宪，议会选举，逐步引进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那就不会有后来的军阀混战，不会有列强扩展和强化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会有国民党、共产党先后坐大的一党专政，不会有残酷无情的清党、内战和阶级斗争，不会有疯狂的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

虽然有一句名言：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人们还是喜欢作各种各样的假设。不光是那些天真的、善良的人，就连许多历史学家，许多识见不凡的思想家，都常常对各种各样的历史作各种各样的假设和推断。因为研究历史的目的，除了文化积累的意义，还有镜鉴的作用。所谓“不能假设”，其实是我们对已然发生且无可逆转的历史事实发出的无奈叹息。

是的，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清政权丧失了改良的最好时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既死，整个王朝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执掌政权，更不要说做好立宪、建立议会制度这样大幅度变法、改革祖制的事了。革命党跃跃欲试，到处谋杀、起义、暴乱，各地新军连朝廷都难以节制和调令，天下根基已动，大厦将倾，改良从何谈起？当时的情势，不是改良比革命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改良的可能的问题。当然，这里还可以再“假设”，如果革命党人不那么闹的话，如果让朝廷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从从容容地、因循渐进地完成它的本应在十年前推行完成的变法，——或称改良、改革，也许中国可以赢得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发展时机，提前进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进而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发生在这个世纪最初十年的大论战，——革命还是改良（改革），——注定要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再拿出来论战一次。有人提出，不流血（改革）总比流血（革命）要好。另一些人则提出，不流血的革命（如辛亥革命）比流血的改革（如戊戌变法、六四）要好。其实，这好那好，也都是在假设历史。

辛亥革命并不是没有流血，只是相较于以往的改朝换代，尤其是这样一个庞大王朝的崩溃，没有发生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乱和流血。戊戌变法“六君子”死得固然惨烈，毕竟只是朝廷内部极少数人作出的牺牲，远不能跟后来发生的革命相比。至于六四，牵涉到许多另外层面的问题，本书拟在最后一章再作讨论。

革命推翻的只是政体，并不能保证推翻独裁。最经典的法国大革命就不用说了，本世纪发生的俄国革命，古巴革命，柬埔寨革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伊拉克的革命，结果都是如此。中国的辛亥革命也不例外，袁世凯上台，民主共和成了一句空话，最后连空话也不要了，干脆恢复帝制。

袁世凯当然是很糟糕的一位，要是换了孙中山，可能会要好得多。不过细究起来，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孙中山不恋权位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一旦要掌权，就必须是他绝对的个人权威，说穿了也就是独裁。一个政治家，同时受到两大相互敌对、都以擅长专制独裁闻名于世的政党崇敬和拥护，他本人会不独裁到哪里去，我实在是怀疑。孙中山在他自己的党内排斥异己，大事一个人说了算；号召党员向他宣誓效忠，以党龄的长短封官许愿；对外推崇师法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始人列宁，一心想走俄国的道路；……他的悲剧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幸运也在于此。他还没有来得及当上独裁者就死了。也许，他会是一位“好的”独裁者，但谁也保证不了他不会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人只要当上独裁者，好坏就由不得他了。而且古今中外的大独裁者，大多有优秀的素质与过人的、持久不衰的魅力，正是这些素质和魅力使他取得追随者们的信赖、拥戴和服从，并通过他们以他的意志为全民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就连孙中山也只是假设。历史选择了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

一点也不过分地说，这是许多坏选择中最坏的一种选择。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大灾难，都是从这第一个选择开始的。

慈禧太后是清朝最大的败笔，史学家们都认为，近三百年的国运全断送在她的手里。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同治中兴”便是她大胆打破满汉界限，起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一大帮汉臣的结果。这些汉人名臣，包括后来的沈葆桢、刘坤一、张之洞、刘铭传等人，皆有较为开明进步的头脑，官至封疆大吏。很难想象，一个能够如此知人善任的最高独裁者，果真会坏到一塌糊涂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