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像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像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著衣物,诧异之馀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镇压杨么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许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于墙”,一笑而泯恩仇?
中国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杀暴行
在中国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三三一年,败魏,斩首八万;前三一二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三○七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三○一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三○○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二九三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二八○年,攻赵,斩首二万;前二七五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二七四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二六○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二五六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二三四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一中国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国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国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国人”。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杀,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国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国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敛。如公元一二三三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一二五四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馀人,杀人无算。一二五五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馀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