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藏第二号精神领袖班禅出面,宣告“西藏为中国版图之一部”,给十三世达赖走向正式独立又添一道鸿沟。素怀贰心的达赖,竟然忘了摆脱中国的宏伟大志,和得宠于一时的班禅争风吃醋。说到底,还是怕名不正言不顺。而这“名”,就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给你,你是达赖喇嘛﹔不给你,你什么都不是。
1932 年12 月,班禅在南京就职“西陲宣化使”,准备返藏建立亲中国的政权,但一直受拉萨方面阻隔而未成。1937 年11 月,十三世达赖去世四年后,离藏15 年的九世班禅亦在青海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去世。两位西藏最高精神领袖在数年内相继圆寂,独统之争也就暂时画上一个句号。此时中国进入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其后又是规模不亚于抗日的国共内战,西藏问题“暂时”搁置。而转世的达赖﹑班禅两位灵童,也将分别被寻找﹑确认﹑迎立,各自成长。到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带着前世的恩怨“再次”相遇,已是1952 年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几近一年了。
十世班禅始终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张,但是他也始终不改对十四世达赖的尊崇。达赖以流亡的方式为西藏的主权奔走,班禅则以“上书”的方式为西藏的人权呼喊。他们都以极大的勇气,付出了沉重代价。只有在这时候,两位喇嘛才完全捐弃“前嫌”,各自赢得了对方的崇高评价。班禅称达赖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领袖”,达赖称班禅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个民族硬要到了这个地步,才会出现真正的领袖和伟大的英雄,真让人扼腕叹息。
评国共大较量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战争的规模,能够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相比。无论是双方投入的兵员数量、武器装备的级别、战场分布的广阔,还是战争结果的出人意料,以及它对中华民族发生的深刻影响,就连在它之前持续了八年之久、堪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也不能不相形逊色。
一对难兄难弟
对于这场战争,我一直有著浓厚的兴趣:怎么打成这样?为什么领导抗战胜利而声望达到顶峰的蒋介石,会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溃不成军,将江山拱手输给他一贯惧怕而又打心眼儿里瞧不起的共产党?许多年过去了,学者们作过探究,国共双方也各自进行过检讨和总结。我们不妨抛开历史的恩恩怨怨,那些胜利者令人讨厌的炫耀于世,那些失败者引人发笑的诿过于人,以“白发渔樵”的心态地坐下来,替国民党归纳一下。原因大致有:
一、政治独裁腐败失掉民心;二、日本入侵给共产党以发展壮大之机;三、苏联提供便利使共军在东北站住脚;四、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五、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及谍报活动;六、战后经济破溃;七、军事战略的重大失误;八、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九、共产党解放区实行土改赢得广大农民的拥护。
这些都是原因,都有一定的事实作为依据,都没有错。不过以此来盖说当年的这场战争,仍太嫌单薄。就我而言,如果仅仅咀嚼导致战争胜负的几条原因,也是维持不了那么久的兴趣的。我以为,在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得失背后,一定还藏有某种文化的咒语。它不仅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性质,还主导著它的运势,在所谓“战略决战”的数十年前即埋下日后方能揭晓的“天机”。如果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那么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间,它仍在暗中持续不断地发生著作用。
国民党与共产党,这是一对主宰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难兄难弟。国民党是兄,共产党是弟,即使彼此结下血海深仇,弟被兄杀得扪伤四散,兄被弟打得抱头鼠窜,它们之间的血缘与排行关系是不容置疑和不能乱的。国民党参与建立了共产党,共产党参与改组了国民党,两党被北洋政府统称为“乱党”。“乱”就是革命,两党都以革命为宗旨。如果进一步比较,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相似之处:师法苏俄,走列宁式道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建党,党高于国,党指挥枪,实际上是以最高军权赢得党内的最高地位,全党服从领袖,重视和控制宣传舆论,以民主为口号行独裁之实,指对方为“革命的最大敌人”,把一切异己者都指责为对方分子。
如今,这两兄弟都垂垂老矣。国民党号称百年老店,共产党也快满八秩高龄。国民党历经兴中会(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火奴鲁鲁)、同盟会(一九○五年八月,东京)、国民党(一九一二年八月,北京)、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七月,东京),直至一九一九年十月孙中山宣告正式更名为中国国民党,可说是从一开始便历尽沧桑。共产党的创建则较简单,由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联合组成。如果从正式以现名建党那天算起,两兄弟相差实不足两年。
“党”字蕴含的不祥之兆
民国初始,朝野各地组党凡一千馀个。有的叫“党”,有的叫“会”,有的叫“社”,有的因利益相同,有的因政见相近,有的因脾气相投,有的因地位相当,有的代表某个地方,有的代表某种职业,有的为暂时的联盟,有的纯属乌合之众。作为一种在社会上具有活动和影响力的团体,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党”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当然是对西方政党体制的简单模仿。我不知道为什么恰好选用了这个字。在中国人的固有词汇中,“党”本是略带贬义的:党争、党祸、党羽、党议、党锢、朋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都不是什么好事。史书上记载的所谓“党”,如东汉桓帝时的党锢、北宋时的庆历党论、明末时的东林党议,给政治和社会带来的都是灾难。传统士大夫因有“君子不党”之说。可惜的是,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却把西方的“party”当成了“党”。简直就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