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圣诞节平安夜去教堂做弥撒,办丧事请神父或牧师做祷告,结婚也到教堂举行典礼。此外还有唱诗班之类的文娱活动。中国的庙,从来不组织人们搞文艺节目,更别说为新人举行婚礼了。和尚道士们只跟人办丧事,叫“做道场”。吹吹打打拍拍,除了让人感到形式繁琐、装模作样,看不出有半点诚意。所以请他们这么做的只是有钱人家。人们不到庙里做礼拜和弥撒,只去磕头,香客们大多是“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功利主义者。即使有事相求,也尽搞拉拉扯扯的关系学,许愿还愿、赌咒发誓,贿赂之风盛行,市侩气十足。从这点上看,又觉得只丢几个蒲团让他们去跪,真算是一种抬举。
西方人只有一本《圣经》。天主教、基督教乃至犹太教都是用的它。不算很“西”因而谈不上全盘西化的中东人,也只有一本《古兰经》。它既是教义的经典,又是历史,又是童话,又是小说,又是科普读物。一册在手,世间的万般要义皆一目了然。凡意义重大、庄严肃穆的场合,包括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都少不得要对着《圣经》起誓。中国的经书却名目繁多,汗牛充栋。道教的经书已数不胜数;佛经则更加令人瞠目,如《大正藏》,即收有一千四百六十部四千二百二十五卷。不要说美国总统拿不动,便是兰博一类的肌肉型力士来了也只得挂牌而去。为了使信徒们面对浩如烟海的经书不致于知难而退,一个变通的办法是只念“摘要”。正如文革期间念《毛主席语录》。任何识字不多或智力低下者,甚至文盲、白痴,都很容易把那几句现话背得滚瓜烂熟。懂不懂无关紧要,反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在连摘要都念不通的,可以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西方传教士为了把《圣经》送到世界各地,不惜抛却先进的物质文明过苦行僧生活,到中国的偏僻乡村,到美洲的新拓荒地,到非洲最穷困的部落。其精神令人感动也令人怀疑,——主要是令我们中国人怀疑。想当年唐玄奘带领徒儿们去西方(其实就在印度,仍是东方)取经,历尽千辛万苦,只因忘了给经文馆馆长送礼,以为跟在咱们中国一样只要亮一亮公文关牒就可以到处白吃白拿,结果被塞给了一套《无字真经》便打发他开路。尽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却怎么教大唐的国人信服?只好返回重取,用当朝皇上赐予的紫金化斋钵这样价值连城的国家一级文物,才换来有字真经。历史上唐僧取经的真实故事,当然不象《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神奇和富于戏剧性,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求取真理所经历的痛苦、艰险、误入歧途与一波三折的磨难,绝对较《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耶稣被传教士们送到五湖四海去旅行时,一直保留着他的本来面目:胡子拉匝,身穿长袍或仅以遮羞布蔽体。不用说也没有受施过整容术,显然容易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他那高鼻深目的长相,又满脸晦气,饿得精瘦,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数,一看便能断定是个不得善终的番邦叫化子。他的话谁信?释伽牟尼就通达多了,懂得入境随俗,把脸孔打扮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南人北相,男人女相,神闲气定,面色祥和,以不变应万变,有王者气度兼平民作风,使人深信跟着他肯定有饭吃。“佛”与“福”谐音,“佛像”又确是“福相”,塑造的时候往往极尽人力物力,不怕身岸伟大如同顶梁柱,供在庙中央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有伟大到连庙都供不下的,只好先住到石窟中去。
事实上,佛门弟子偏多乞丐;而教士们虽未见得先富起来,至少没有谁沦落到沿街乞讨。中国做和尚又当叫化子的,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当的人多,其中还不乏学识渊博、道行高深的大师,大家也就非但不以为耻,反倒生出一种越穷越光荣的理直气壮。玄奘身为唐代著名高僧,印度之行,凡五万里,称旅行家。其实他一边旅行一边托着钵子化斋,——说白了就是要饭。本来他早有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打算,梵语也练得很流利,可恨中央不批,不给发护照。及至贞观三年,经济萧条,长安闹饥荒,太宗决心开放搞活,令百姓“可自行求生”,他才得以混在盲流中溜出京城,展转往印度逃荒。一路餐风露宿,日晒雨淋,皮肤老化,肯定黑不溜秋一个。吴承恩说他持外交护照、拿“j-1”签证,用钦赐紫金化斋钵要饭,到哪个国家都受到教皇一般的礼遇;少女们眉来眼去,爱他细皮嫩肉;妖怪们垂涎欲滴,要把他做成清蒸肉丸以饱口福,诚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
据说耶稣将自己的身体变成面包,将自己的血变成葡萄酒,飨天下信徒。他那瘦骨嶙峋的,不管做不做得到,境界就很感人。唐僧则不然,只晓得向别人要吃要喝,口口声声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一来真格儿的却舍不得把自身的肉无论肥瘦拿出来做一次爱的奉献。一部《西游记》,完全是一部“吃肉”与“反吃肉”的斗争史。他手下那几位徒弟,也都原本是些造反精神忒强的妖怪,大闹天宫制造动乱的好手;而一旦皈依佛门,竟摇身一变都成了“护法者”。尤其大弟子孙悟空,一贯以正统的如来主义者自居,唯我独左,到处打棍子扣帽子,斥这里“乌烟瘴气”,骂那个“妖精魔怪”,连师父都经常被他指为纵容自由化;取经途中动辄开打,张嘴喊杀,不知多少生灵被他打成“牛鬼蛇神”,关进集中营,或在他棍下成为怨鬼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