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两天前,我还按老习惯在新年之初给我们局的负责官员讲了一次话。&ldo;同志们,我们要时刻牢记,敌人钻入我们的心脏才是最最致命的。&rdo;当时我这样讲不过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为震惊。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事发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认为,如果我们在科技领域落在西德后面,谍报工作再出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时对该部的工作特别关心。
询问边防军后才知道,使用这张通行证的时间是头一天晚上9点30分。等到有人觉察时,叛逃者早走了12个小时了。叛逃的时机是深思熟虑过的,一个冬天的假日周末。位于诺曼大街上的戒备森严的情报局总部里,工作人员忙成一团,急着查看b处人员的休假安排,然后一一给他们家里打电话,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个人是叛徒。
他们拟了一个可疑者名单。3小时后,我返回东柏林时,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负责核物理、化学和细菌学的第1分处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该处最精明强干的官员之一,为人随和,富于自信,叛逃前刚刚被任命为该处的党委第一书记。通常只有特别可靠的人才能担任这一职位。毫无疑问,施蒂勒的叛逃是过去几十年里最严重的一起叛逃事件。(1959年,主管从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那里刺探情报的马克斯&iddot;海姆少校叛逃,导致我们10余名间谍被捕。1961年,负责渗透西德境内的美国组织的官员沃尔特&iddot;格拉斯叛逃。我们的一些谍报活动为此夭折。两人均定居西德,不时应西德谍报机构的请求为他们出谋划策。)
情况十万火急。我们立即采取了一切应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内的间谍和耳目发出警报,指示他们果在家里,销毁一切对他们不利的文件。与此同时,我们局的分析员仔细核对档案,查明施蒂勒带走了哪些文件。这是一场比速度的竞赛。西德谍报机构动手捕人之前,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处境危险的人。
我们很快查明,施蒂勒带走了载有告密者名单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个科技部参考的关系名单、一些间谍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报摘要以及他们的化名。单凭这些,还不足以知道这些间谍和耳目的身份和工作地点。然而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可以通过这批材料更好地判断一些怀疑对象是否是我们的人。坦率地说,施蒂勒这家伙确实胆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准备。带走这批告密者的档案材料无疑是为了逃到西柏林后可以给对方献上一份见面礼。显然,他是铁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后处死的风险。这说明他要么早已被敌人收买,要么打算叛变投敌。
就在我觉得昏天黑地之时,专线电话机响了。另一端的米尔克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保险柜里装有他讲话稿和指示的几个纸箱也不见了。他平时讲话喋喋不休,不得要领。丢失这批材料无非是让人有点难堪,根本算不上什么天塌地陷的事。可部长大人不这么认为。他在热线上喋喋不休说个没完,不肯放下电话。&ldo;那些坏蛋都拿到关于我的什么材料了?&rdo;他翻来覆去地咆哮着。&ldo;真他妈的乱到家了!以后干脆邀请敌人出席我们的会议算了!你们这帮人真让我倒胃口!&rdo;
我真想对他吼上几句,可还是紧咬嘴唇,压下了怒火。他耍孩子脾气耍惯了,我听任他把火发泄完。随后从另一处档案部门复印了一套他的讲话稿,派人送去。里面夹了一张便条:&ldo;随函附上落入敌手的您签署过的文件。&rdo;这使他有机会在我们的对手西德谍报机构兴高采烈地通过新闻界将这批材料公之于众之前有个思想准备。
为了理解施蒂勒的叛逃对我们的打击有多么沉重,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科技情报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占的分量。科技部成立于50年代,最初建制很小,主要负责追踪西德在核武器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几位西德高级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出于对西德重整军备的忧虑转告我们说,西德境内正在建造的核电站中,燃烧剂和分离同位素的加工厂可以很快转于军事用途。
东德与西德之间已经在核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攻汗战。重整军备有可能延伸到生产核武器的任何苗头都令公众惶恐不安。跟踪西德暗中发展核技术的活动已经让我们忙个不停。它提取钚的技术突飞猛进。同时,战后西德新一代企业家加快了与一些暗中想成为核大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如巴西、阿根廷、利比亚、巴基斯坦和南非。
核技术在东德同样属于敏感问题。我国并没有在苏联的核能计划之外另起炉灶。战后,苏联严密控制了东德铀矿的生产,一直到1990年东德垮台,德国统一后才结束了这种控制。总部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部的ag公司名义上是一家德苏合资企业,其实是苏军控制下的一个独立王国。德方的经理、工程师和科学家均为苏军工作。所有其他的德苏联合企业均交还给了东德,惟独这家企业苏联一直不肯撒手。加上苏联人出于自己的军事需要掠夺东德的宝贵资源,开采铀矿因而在东德成为政治上最敏感的课题。
我国能源供应本来就很紧张,加之政府财政上又十分拮据,因此不时有人呼吁制定我们自己的核能发展计划。这一要求得到了诸如核科学家福克斯等人士的支持。福克斯因把西方制造原子弹的秘密透露给莫斯科而被英国人判刑坐牢。出狱后来到德累斯顿定居。福克斯认为,苏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耍滑头,用低价购买东德的铀。我感觉实际情况很可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情报局于是夹在了中间,左右为难。一方面,我们将搞到手的大部分科技情报转给了苏联人。另一方面,东德的科学家又提出,只有我们自己大力发展科技,才有可能与西德竞争。东德领导人对不同类型的反应堆的评估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局的科技部为此亟待搞到这方面的情报。与此同时,又不能走露半点风声,让苏联人知道我们有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