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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他的文章点国民军将领的名只点到张之江、贾德耀和代理京畿卫戍司令李鸣钟为止，是因为冯玉祥当时远在蒙古，3月26日在库伦看报纸才知北京发生&ldo;三一八&rdo;惨案，不过他并未意识到与他的国民军有何关系，当天日记只是说：&ldo;政府如此屠戮民众，诚自杀也。&rdo;对于段棋瑞的执政府来说。这确实也是自杀之举。

冯玉祥1924年在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直奉之战中反戈一击，把贿选总统曹锟拉下马之后，没有实力单独组织政府。将段棋瑞推出来，与张作霖勉强合作，这种联盟本身即很脆弱，随时可能出问题。国民党等政治势力乘机在北京发起群众运动。不断挑战段祺瑞政府。&ldo;三一八&rdo;惨案发生前，1925年11月就曾有过&ldo;首都革命&rdo;，顾颉刚这年11月28日的日记说：&ldo;今日国民党之机关报《闰民公报》大登新闻，谓今日下午二时，举行国民革命，推翻段政府，在景山前街集合云云。私计今日应该有一番动作矣。乃至傍晚看报，知群众集队赴段宅请愿解职，推代表人见。嘻，岂有革命而向执政府请愿者！近来所有群众运动皆由国民党主持，党中好争权利而不敢牺牲，故有此等笑柄。&rdo;&ldo;三一八&rdo;惨案次日，执政府拟下令捕徐谦、李大钊、易培基、李石曾、顾孟余等人，他在日记中对这些群众领袖同样没有任何好感：&ldo;段氏固非下令之人，但徐氏辈实在闹得太利害了。我对于这种人，和段氏一样地深恶痛绝。&rdo;

在政府内部，也存在不同看法。时任司法次长的余绍宋在&ldo;三一八&rdo;当天日记中感叹：&ldo;国务院有枪杀天安门国民事，此后政局益陷悲境。&rdo;3月19日，他在日记中说，&ldo;昨日惨事虽应由军警长官负责。但国务院亦不能免其责任&rdo;，司法总长卢信与他商量进退，他劝卢辞职，卢甚以为然。此时，政府已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称他们是共产党。他表示异议zb令中绝不提及学生，一律指被杀者为乱党，殊非事实，此令似有人借此泄私忿，恐将起反动也。&rdo;卢信与他有同感。3月20日，卢对他说，&ldo;政府昨令甚不妥，宜设法救济，本来此事政府宜于发生时立派大员查办事实真相，然后下令公平处断，今一味栽赃，何以服人。然命令既出，不能收回，亦惟思所以补救而已。补救之法，宜由国务院布告谓，査出被杀者皆各校学生，受党人利用，以致如此，情甚可悯，亟宜从优抚恤，一面则对于卫队长官加以惩处&rdo;。当天下午，他回司法部，&ldo;知此主张不为诸阁员所同意，仅允下抚恤令，而措辞殊不得宜&rdo;。卢信率先要求辞职，大家跟着附和，内阁提出总辞职。京师地方检察厅于3月19日即决定依法查究&ldo;三一八&rdo;事件真相，着手搜集证据。20日，旅津议员致电京师检察厅，请捕段祺瑞依法治罪。

4月10日的顾颉刚日记说：&ldo;今日鹿钟麟（国民军将领）驱逐段祺瑞，释曹锟，迎吴佩孚人京。一年半间事，变幻至此。&rdo;4月15日，挡不住奉系军队的攻势，国民军退出北京。4月20日，&ldo;段祺瑞于今日逃天津，复位仅三日耳&rdo;。4月21日，&ldo;奉军迁往景山。旬日之间，景山三易其主矣&rdo;。&ldo;h‐八&rdo;惨案的发生，不仅把段祺瑞送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的政治生命由此终结，也导致了国民军在道义上的失败，整个北洋主导的时代可以说因此落幕。

徐谦的&ldo;基督救国主义&rdo;

1926年3月19日，&ldo;三一八&rdo;惨案发生第二天，段祺瑞发布的&ldo;临时执政令&rdo;通缉徐谦等五人，指控他们&ldo;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rdo;。这当然是强权逻辑之下最典型的抓&ldo;一小撮&rdo;手法，死伤的青年学生和市民是无辜的，他们的热血到任何时候，无论曝出多少内幕都不容亵渎。所谓火油、炸弹、木棍袭击军警也与事实相背离，但是对于长胡子的徐谦之类的指控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毕竟是他们发起的示威运动，而刘和珍们却承担了惨烈的后果。徐谦字季龙，虽然名义上只是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校长，却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南北报刊对他颇多批评，胡政之甚至痛斥他是&ldo;社会之妄人&rdo;，&ldo;有热心而无真知识&rdo;。这番话也许可以看作对他不盖棺的论定。

徐谦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浮沉十几年，他的资本就是所谓的&ldo;三宝&rdo;。他是进士出身，又学过法律，先后在法部和北京高等检察厅就职，对于晚清司法制度建设有实际的贡献，号称&ldo;司法界先进&rdo;，所以进入民国以后，他在北京政府、广州政府多次出任司法次长、司法总长，这是他的第一&ldo;宝&rdo;。辛亥革命发生，他上书要求清帝逊位，发表《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组织&ldo;国民共进会&rdo;，随后与同盟会等政党合并组成国民党，被选为本部参事。这是宋教仁在民国初年的大手笔，他由此与国民党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他的第二&ldo;宝&rdo;。袁世凯削平&ldo;二次革命&rdo;之后，他灰心丧气，黯然南下，以律师谋生，哥哥见他消沉，劝在&ldo;基督救国主义&rdo;之外，有着强烈功利心的徐谦还提倡过&ldo;资本救国论&rdo;、&ldo;委员制救国&rdo;等。孙中山曾直截了当地向他表示&ldo;对委员制绝对反对&rdo;。他的政治生涯最高峰是在1926年到1927年的武汉政府时期，在云谲波诡的复杂时局中，他的领袖欲一度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乃至可以与不可一世的俄国代表鲍罗廷和资望在他之上的汪精卫抗衡。1926年圣诞节在汉口举行反基督教大会，他公开发表演讲说：&ldo;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我们要反对；但基督徒是很热心传教的，富有精神的，我们不反对。&rdo;也许人们无法理解，曾热衷于&ldo;基督救国主义&rdo;的政治人物，一转身竟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