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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1页）

鲁迅与周作人》作者：孙郁【完结】

得到孙郁兄的《鲁迅与周作人》要再版的消息，真是&ldo;不亦快哉&rdo;。初版已然十年了。十年前的旧书，还有读者要读，还有出版社肯出版，在这社会调查数据，说我们中国人的读书兴趣年年下降，今年已经跌破百分之五十的岁月，真是好消息。于公于私都是好消息。这说明读者不是不读书，而是选择性强了，只读自己有兴趣的好书，只读适合自己新的习惯的书。

读者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呢?为什么这本书写得好呢?我想，根本一点在于孙郁的学者良知：他敢于尊重历史事实，敢于追求真理，抓住&ldo;解放思想&rdo;的口号，对长期遭到打压、抹杀的新文学‐文化的几位前驱人物，作出历史性的重新审视，写出他们的真实。我在初版序中，开门见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位研究周作人的前辈，就感慨于自己的&ldo;两头不讨好&rdo;。是的，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下水，&ldo;一失足成千古恨&rdo;，和乃兄鲁迅比较，何止是天壤之别。鲁迅曾经质问我们汉族人一种脾气，说：&ldo;首饰要&lso;足赤&rso;，人物要&lso;完人&rso;。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lso;大学教授，下职官员&rso;，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rdo;他毋容置疑地指出：&ldo;（我）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rdo;所以他回答质问他称赞萧伯纳的青年说：&ldo;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rdo;据说鲁迅是被&ldo;神化&rdo;了的。可鲁迅的许多意见，他的同胞何曾当作&ldo;神的意旨&rdo;&ldo;神喻&rdo;&ldo;神启&rdo;来信奉!上述意见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孙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鲁迅研究的，他信奉鲁迅。他从鲁迅获得勇气，敢于涉足险境。在研究&ldo;鲁迅与周作人&rdo;之后，就研究&ldo;鲁迅与胡适&rdo;，随后又研究&ldo;鲁迅与陈独秀&rdo;。他敢于指出鲁迅是&ldo;二十世纪最痛苦的灵魂&rdo;。他敢于指出鲁迅是&ldo;被亵渎的鲁迅&rdo;。

研究学问，单单有勇气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尤其是在追求真理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上。要立于不败之地，似乎需要两大要素。第一，事实要准确，而且要丰富，最好是完备。鲁迅&ldo;横站&rdo;着对付国民党的&ldo;围剿&rdo;和对付同一阵营号称得到马克思主义真传的&ldo;战友&rdo;的攻击，他自信地表示：&ldo;即如我自已，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lso;匪区&rso;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rdo;&ldo;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rdo;孙郁的研究是重视事实的;他刻苦用功，尽力搜寻资料。把自己的见解或感悟建立在他掌握的事实上。这是《鲁迅与周作人》获得好评的根本。第二，观点要出新;绝不能说套话和空话，还有所谓原则话。人云亦云不过鹦鹉而已，绝不能成就为学者的&ldo;人&rdo;。自然，&ldo;新&rdo;未必就对，未必就好。在这依然是&ldo;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rdo;的&ldo;利益多元&rdo;的时代，依然是古之圣贤所谓&ldo;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do;的。根本在利害取舍。鲁迅曾表示认同说：&ldo;托罗兹基虽然已经&lso;没落&rso;，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rdo;孙郁为人宽厚，做学问宽宏。这是他的好处。任何好处都可能带来缺失。宽宏也可能&ldo;过于&rdo;容忍。子曰：&ldo;过犹不及&rdo;。鲁迅曾经指出：&ldo;g决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rdo;在&ldo;向来是极苛酷的&rdo;言论环境中，宽宏本身就有他的或一种力量。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ldo;人&rdo;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ldo;人&rdo;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并不是&ldo;炒冷饭&rdo;。责编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点改动。我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也是&ldo;历史&rdo;的东西，带着&ldo;过去&rdo;的痕迹是无所谓的：不必后悔，惭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读旧序以后增补几句，作为新序。又因为原序印在书上时，不知道原先的责编出于什么考虑，删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对孙郁运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微辞。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语言风格，我还愿意保留这点批评。所以就把它合并在这里。如下：

五十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会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写成专著。不得不涉及的时候，也多半是三言两语，黑白分明的判断，因为是同时代的过来人，因为有毛主席的教导。

这都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鲁迅是&ldo;五四&rdo;这个&ldo;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rdo;;后来又在&ldo;&lso;围剿&rso;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rdo;，是&ldo;一切共产党员&rdo;学习的&ldo;榜样&rdo;。而&ldo;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rdo;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除了特例，大都回避这样的&ldo;相提并论&rdo;。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刚解放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新词语，叫&ldo;新事新办&rdo;。现在早不听说了。然而，的确是新人，就一定要办新事的。孙郁就认真严肃，有根有据，有分析有综合地写出这部专著了。

鲁迅早说过：&ldo;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rdo;事实是，鲁迅和周作人是兄弟。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ldo;五四&rdo;新文化的先导，而且都成了&ldo;五四&rdo;新文学名不可没的大家。后来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一五一十地&ldo;写出&rdo;来，不是更好么?讨厌写出，不准写出，不过是&ldo;瞒和骗&rdo;而已矣。不必说到头来的&ldo;真相大白&rdo;，就在当时，何尝不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