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作人尚未到京的几年里,周氏兄弟所处的环境尽管不同,心境各有差异之处,但在治学的态度上,庶几近之。查二人当时的日记,能见出各自苦读古书,冥想事理的状态。鲁迅曾写出《汪辑本〈谢承后汉书〉校记》、《两幅手绘土偶图的说明》、《谢沈〈后汉书〉序》、《虞预〈晋书〉序》、《〈嵇康集〉跋》、《〈范子计然〉序》、《〈魏子〉序》、《〈任子〉序》、《〈志林〉序》、《〈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等。周作人则有《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童话略论》、《童话之研究》、《玩具研究一》、《小学成绩展览杂记》、《家庭教育一论》。译著译文则有:《炭画》、《黄蔷薇》、《皇帝之新衣》、《酋长》、《老泰诺斯》、《秘密之爱》、《同命》、《希腊之小说》等。鲁迅趋于古,作人涉足于中外。趋古,则多有大苦大悲的寂寞,涉足中外,虽亦不免枯燥,但雅趣在焉。此时鲁迅还开始了读佛经的苦路,周作人的趣味则更接近于学术品位。两个人的状态,现在我们已看得较清楚了。
这里有个插曲,值得补上一句。鲁迅在故乡时,曾用文言文写了篇小说。周作人对此曾有如下解释:
我在绍兴教育会混迹四五年,给公家做的事并不多,剩下来做的都是私人的事,这些却也不少,现在可以一统的说一下子。我于一九三六年写《关于鲁迅》这篇文章里,曾经说过:
&ldo;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有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可是这年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rdo;这回查看日记,居然在壬子十二月里找到这几项纪事:
&ldo;六日,寄上海函,附稿。&rdo;
&ldo;十二日,得上海小说月报社函,稿收,当复之。下午寄答。&rdo;
&ldo;廿八日,由信局得上海小说月报社洋五元。&rdo;
此后遂渺无消息,直至次年癸丑七月这才出版了,大概误期已很久,而且寄到绍兴,所以这才买到。
&ldo;五日,怀旧一篇,已载小说月报中,因购一册。&rdo;廿一日又往大街,记着&ldo;又购小说月报第二期一册&rdo;,可知上面所说的一册乃是本年的第一期,卷头第一篇便是《怀旧》,文末注云:
&ldo;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焦木附志。&rdo;本文中又随处批注,共有十处,虽多是讲章法及用笔,有些话却也讲的很是中肯的,可见他对于文章不是不知甘苦的人。但是批语虽然下得这样好,而实际的报酬却只给五块大洋,这可以考见在民国初年好文章在市场上的价格‐‐然而这一回还算是很好的,比起《炭画》的苦运来,实在是要说有&ldo;天壤之殊&rdo;了。虽然那篇文章本来不是我所写的,我自己在同时也学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却还记得是《黄昏》,是以从前在伏见馆所遇见的老朋友&ldo;法豪&rdo;为模型,描写那猫头鹰似的呵呵的笑声似乎也很痛快,但是大约当时自己看了也不满意,所以也同样的修改抄好了,却是没有寄去。至于那篇《怀旧》,由我给取了名字,并冒名顶替了多少年,结果于鲁迅去世的那时声明,和《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并退还了原主了。我们当时的名字便是那么用法的,在《新青年》投稿的时节,也是这种情形,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所以就混进到《热风》里去,这是外边一般的人所不大能够理解的。[7]
如果不是周作人的解释,大概我们不会知道其中的原委的。
周作人到北京来任职是1917年4月,通过蔡元培,被介绍到北京大学。他又一次与哥哥生活在一起了‐‐同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
他这一次的北上,恰值新文化运动的前夕,蔡元培正改革北京大学,广收天下奇才,欲振兴教育。其实周作人那时对择业的事情,还抱有试试看的心情,并未有意识地加入到新文化的建设行列。鲁迅也埋头于抄古书,看佛经,对文化创新方面,只有想法,但无发起运动的企图。虽然,他们已具有了相当的思想实力,但由于悲观的情绪,并未自觉地参与新文化的运作。如果不是后来朋友的影响,周氏兄弟不知要在寂寞中呆多长时间。
他们的这一次同住,可纪念的事情依然不少。我觉得兄弟间的手足之情,在北京期间有了新的发展。二弟刚到京那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ldo;夜,二弟自越至,携来《艺术丛编》四至六集各一册、《古竟图录》一册、《西夏译莲花经考释》一册、《西夏国书略说》一册,均过沪所购,共泉十七元四角,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rdo;这又是一夜长谈,与当年他们在南京相逢时同阅《天演论》时的情形,很是相似。此后两人一同磋商学业,撰述文章,同逛书肆,过的确是&ldo;兄弟怡怡&rdo;的日子。周作人的日记,对此均有记载,我们看后,自然会想像出那种情趣来。
周作人到京不几日,便生了一场大病,几次诊断,均无结果。鲁迅吓坏了,开始疑是猩红热,后来请来德国医生,才知道是出疹子。周作人患病整整20天,生活之事均由鲁迅料理,兄弟二人一同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鲁迅对这段时间的感受十分深刻,几年后写小说《兄弟》,把这段经历写了进去,周作人看后,颇为感慨,直到晚年提及此事,认为&ldo;与事实相合&rdo;。这一次病,周作人在心灵上留下的痕迹不太重。4年后,他患了肋膜炎,整整休息了9个月,对周作人和鲁迅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刺激。鲁迅一方面到处为二弟借钱,到医院探视,同时又亲自去西山碧云寺,为周作人找到休养的房间,劳神之多,从日记中均可看出。周作人一生,牵动鲁迅的地方太多,生活的、工作的、学问上的,可谈的地方不知有多少。这一点,周作人心里最清楚不过,读一读《知堂回想录》,便可感到一种感激之情。这情感经过了几十年的冲洗,依然清晰可辨。
绍兴县馆的补树书屋,是个值得留念的地方。那是周氏兄弟读书、治学、休闲的所在。他们的祖父介孚公,当年曾住于此处,两人如今都挤到这里,怀念之情,想必会有的。绍兴县馆的环境不太理想,补树书屋当年吊死过人,街面又对着菜市口‐‐北京当年杀人的场所。而尤为不可忍受的,是夜间为猫所扰,难以入睡。不过,在这里他们渐渐体味到了北京风情,对京城人的衣食住行,开始有了感性认识。这个时候的鲁迅在教育部过着枯燥的日子,而唯有夜间或周日,才可和弟弟在县馆里共享天伦之乐。周作人从1917年9月开始,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他先讲授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ldo;此时周作人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求助于鲁迅的合作。大抵是周作人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约稿纸20张),交到学校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文学一卷,欧洲中古至18世纪文学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算是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们兄弟合作的一个纪念吧。&rdo;[8]那些共商学术的夜晚,一定是充满乐趣的。他们在县馆里劳作的日日夜夜,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有很高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