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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一个外国传教士,一个中国启蒙者,对同一客体所进行的相近的精神凝视,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动人的一页。洋人启示了我们的先驱者,使他从域外的火把中,窥清了几千年历史漫长的黑洞,他又不畏苦难之途,自抉其心,孤独地前行着,仿佛一个天使,在苦海里、荆丛里,毫不犹豫地挣扎、搏击着,心头的信念从未消失过。这是文明史上何等激动人心的图景!读过了史密斯与鲁迅的作品,你便会感动于文化殉道者的伟大。东西方智者的仁爱与慈悲之心,便于这样的交汇中,凝固成一种不朽与永恒。

周作人也有他心目中的&ldo;史密斯&rdo;,这便是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

如果说&ldo;史密斯&rdo;的世界是社会心理的,是研究人的社会习俗与社会观念的,那么蔼理斯则是个体人的心理状态,研究的是人的性心理的过程。周作人没有像其哥哥那样选择社会心理的著作,而深入到个体心理的学林中,这可看出两人价值取向的某种差别。但在以西方人的知识方式来反省己身方面,即接受&ldo;被近代化&rdo;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是相同的。周作人回国后,不止一次地向人们介绍蔼理斯的性心理学说,把它看成重要的理论著作。在他看来,中国人在性意识上的蒙昧,一定程度地制约了人的个体素质。只有真正认识人的个体价值,肯定人的自然欲求与社会欲求,才可能使国民素质有所提高。

蔼理斯是英国现代著名的善种学及性的心理学者,其所著的《新精神》、《随想录》、《性心理研究》等,对周作人思想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最初接触蔼理斯的著作是在日本,后来回忆此人的著作时,他承认对自己是一本启蒙的书,尤其是《性心理研究》,&ldo;我读过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了一种见解&rdo;。[3]他回国后,多次撰文介绍蔼理斯的思想,用力甚勤。1924年,他在《蔼理斯的话》一文中说:

蔼理斯(havelockellis)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但是他的生平我不很知道,只看他自己说十五岁时初读斯温朋(sburne)的《日出前之歌》,计算大约生于一八五六年顷。我最初所见的是他的《新精神》,系《司各得丛书》之一,价一先令,近来收在美国的《现代丛书》里。其次是《随感录》及《断言》。这三部都是有关文艺思想的批评,此外有两性、犯罪、以及梦之研究,是专门的著述,都处处有他的对于文化之明智的批判,也是很可贵的。但其最大著作总要算是那六册的《性的心理研究》。这种精密的研究或者也还有别人能做,至于那样宽广的眼光,深厚的思想,实在是极不易得。我们对于这些学问原是外行人,但看了他言论,得到不少利益,在我个人总可以确说,要比各种经典集合起来所给的更多。

周作人如此看重蔼理斯,我想,至少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其科学的态度,二是其艺术的批评精神。就前者来说,如周作人常说的,中国人少有这种研究,精神含糊,输来一点社会科学思想,殊为重要,可使国人多知晓天底下未知之事,以便使国人受到新知的洗礼;就后者而言,周作人觉得,他找到了艺术批评的一种参照。从个体人的气质、欲求出发,去理解艺术,比道学家要高明、实在得多。读蔼理斯的著作,便可明白,中国是一个怎样缺少爱与真诚的民族。周作人后来于&ldo;五四&rdo;中批评旧道德,提倡人的文学和妇女的解放,我们都可看到蔼理斯给他留下的投影。他为爱情诗辩护,批评旧道学,主张个性解放和个性主义文学,蔼理斯的作用是巨大的。鲁迅对性心理学也是喜爱的,但他和弟弟不同,选择的却是弗洛伊德,但后来不久又扬弃之,由个性心理,又回到社会学中去。周作人的一生,恐怕对蔼理斯是一直念念不忘的。就对个体人的认识上,一直未能真正超越蔼理斯的影响。这里颇有意味的是,鲁迅于&ldo;五四&rdo;中抨击旧传统,我感受的更多的是史密斯与尼采的声音,而周作人则庞杂得很,既有西方个性主义传统如无政府主义,又有蔼理斯的理论。同样是对传统发难,兄弟俩使用的理论武器如此不同,其价值观相异的一面已略有显露了。

蔼理斯在女性解放上,给周作人的启示是巨大的。这位英国学者,反对宗教的禁欲主义,倡导健全的性意识和人类情感。他在《随感录&iddot;女子的羞耻》中写道:

在我的一本著书里我曾记载一件事,据说意大利有一个女人,当房屋失火的时候,情愿死在火里,不肯裸体跑出来,丢了她的羞耻。在我力量所及之内,我常设法想埋炸弹于这女人所住的世界下面,使她们一起地毁掉。今天我从报上见到记事,有一只运兵船在地中海中了鱼雷,虽然离岸不远却立将沉没了。一个看护妇还在甲板上。她动手脱去衣服,对旁边的人们说道:&ldo;大哥们不要见怪,我须得去救小子们的命。&rdo;她在水内游来游去,救起了好些的人,这个女人是属于我的世界的。我有时遇到同样的女性的,优美而大胆的女人,她们做过同样勇敢的事,或者更为勇敢因为更复杂地困难,我常觉得我的心在她们面前像一只香炉似的摆着,发出爱与崇拜之永久的香烟。

我梦想一个世界,在那里女人的精神是比火更强的烈焰,在那里羞耻化为勇气而仍还羞耻,在那里女人仍异于男子与我所欲毁灭的世界并无不同,在那里女人具有自己显示之美,如古代传说听讲的那样动人,但在那里富于为人类服务而自己牺牲的热情,远超出于旧世界之上。自从我有所梦以来,我便在梦想这个世界。[4]

蔼理斯勾勒的理想世界,何尝不也是周作人向往所在?但他很少去勾勒乌托邦式的伊甸园,对周作人而言,最主要的乃是清除思想的糟粕,与旧的传统分庭抗礼。至少在&ldo;五四&rdo;前后,这一思想在他那儿是占主导地位的。妇女要解放,必须破除迷信,而破除迷信,就必须引进科学精神。所以,周作人在新文化初期,抨击旧道德时,用心良苦,与鲁迅一样,对国民诸多劣根性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中国人,尤其是妇女,不要被旧道德所缠绕,争求个性与自立是重要的使命。中国人在对女人和性的问题上,多陈腐、保守的意识,或说非人道的意识,欲兴邦立国,不解决对人自身认识上迷信的因素,殊不可想像其可能性。《雨天的书&iddot;狗抓地毯》说:

社会喜欢管闲事,而于两性关系最为严厉,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从蛮性的遗留上着眼,可以看出一部分出于动物求偶的本能,一部分出于野蛮人对于性的危险力的迷信。这种老祖宗的遗产,我们各人分有一份,很不容易出脱……

中国人如果摆脱旧梦,出现新生的文化,涌出新型的人格,女性的解放,是件大事。看一个人思想如何,只看他对性与妇女问题的思路,便可知其大貌。&ldo;立人&rdo;,在根本上是要解放妇女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男权社会,人的病态不仅体现在男性身上,最根本的,亦体现在女性与儿童那里。蔼理斯关于破除禁欲,以健全、合理的思想塑造人的观点,使周作人看到了性教育在中国实行之必要。改造国民性,当然要以改造和人性世界相悖的文化为主要任务。因此,蔼理斯最终把周作人的视野,引向了对人的发现和新文化的发现之路。他认为,必须打破东方文明的陈腐观念,一些人认为东方文明是精神的,西方文明是物质的,而惟有精神的文明才是一切,这是可怕的思路。周作人认为,认真学习洋人科学的思想,引进人道的观念,对中国是异常紧迫的任务。他在《人的文学》中,高喊发现人类自己,确立人的价值,这里有许多是有性心理学的潜在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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