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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欧洲关于论&ldo;人&rdo;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弗罗培尔(froebel)与戈特文(god)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人问题这两个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现&ldo;人&rdo;,去&ldo;辟人荒&rdo;,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6]

显然,这是学者的风采,其所言是较严密的科学论证。它的理论基础,系建立在进化论与个体心理的基点上,是很有说服力的。鲁迅在&ldo;五四&rdo;时是很少提出一个口号的,那时他对&ldo;主义&rdo;的兴趣,似乎不及弟弟。其时他是很悲观的,说理的冲动,更多地还是让位于一种沉闷的低语里。《热风》中也有慷慨陈词的一面,有亮色,但你却可以从中体味到无奈里的呐喊。因为先前的沉重,那声音,便格外抑郁、悲慨。所以,呐喊的调子,比周作人要有感染力。《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说: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ldo;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rdo;。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7]

从周氏兄弟不同的行文中,我感到了在对人的个体感受中不同的一面。鲁迅是背负着苦难而诉说人生的,周作人则是常态人生的自语。鲁迅的身上,多是尼采、史密斯、达尔文式的气息,周作人则除了蔼理斯、弗理则外,杂以西洋诸多温和的人道主义色泽。鲁迅多东方的特征,所以你常可以在他那儿听到佛的声音,无边的压迫感和忍辱感在散漫着,周作人却是世界的、儒学气的。周作人看问题,往往从东西方的角度,以人类共同的法则认识客体。如文明只有一个,不分东方西方,只分先进落后。人性也是这样,西方人也有迷失的时候,只不过觉醒得早于东方,我们赶上便是。横亘在周作人上空的,有时是一种普遍的价值法则,他对人类的整体性殊多想法,所以尽管亦孤独悲观,而作为一种理性的审视,则多为中和之态,喜不偏不倚之状。这里可以找到鲁迅与周作人后来分道扬镳的一个线索。因为鲁迅是站在东方被压迫者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引进尼采的强力意志和史密斯的社会学观点,便是自然之事。而周作人从人类的普遍立场出发,则不可避免排斥偏激,以温和手段校正东方文明的弱点。周作人后来翻译希腊文化著作,亦有此意。他于尊敬人的个性前提下,喜欢广泛译介诸家之长,以补自己之短。鲁迅在涉猎域外文明时,范围不及周作人,是该承认的事实。他后来受德国哲学与苏俄文化的吸引,其过程,对欧美的自由主义文化,便少有了解。他永远不会像周作人那样,恪守己身,反对压抑个性主义的各种社会运动。鲁迅晚年介入社会团体运动,热情关注共产主义文化,恐怕多是从东方被压迫者的立场出发的。可以看出,在&ldo;被近代化&rdo;的过程中,周氏兄弟由开始的并肩合作,文化启蒙,到后来各自东西,既有个性气质的因素,也有接受异域文明的视角和接受对象的区别等因素。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过程中,人无法自主地决定自己,而更多的是被其所选择的文化所规范。在谈及周氏兄弟的个体差异时,这一点,也同样不能忽略的。

倘若要系统了解周氏兄弟接受现代文明、自觉地&ldo;被近代化&rdo;的过程,我想一是看其译著的选择,二是看其创作的态度,三是对待政治的立场。在译著的选择上,我们知道,早期二人是一致的,后来鲁迅倾向于苏俄文化,而周作人则对希腊、日本乃至俄法诸国均抱兴趣。创作上,鲁迅先是冷峻,而后绝望、挣扎乃至战叫,其文脉很带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痕迹,在周作人看来,这里有虚无的成分。周作人则一直散淡自由,后趋于绅士风味,把苦涩吞在肚中,不和黑暗直接肉搏,仿佛一个空手道者,俨然成趣地躲在苦雨斋中。而在对政治的态度上,鲁迅后来相信可以通过社会运动,达到一种社会的进步,所以他后来站在了左翼文化队伍的一边。而周作人则主张个体的自由,不管什么运动,干涉个体自由,便属非人道之举,所以周作人的立场属于人们所说的自由主义派。

鲁迅的翻译理论是颇值得回味的。他和周作人在立脚点上,常有共同的地方,但往往不是止于趣味与思想的静观,他的译介过程,我总感到一种悲凉的心绪在涌动着。读他的诸多译后记,似乎有一根历史之绳在牵着他,永远那么紧皱眉头,不忘对国民性的拷问。读一读《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看一看《苦闷的象征》的引言,便仿佛是史密斯在《中国人气质》中所企盼的那样,有一种民族自省的精神。鲁迅的译文大多被苦恼的色泽包围着,他几乎没有译过什么轻松、消闲的作品,从《域外小说集》开始,他选择的对象,多是悲苦孤独者。既然是欲改造民族性格,何以不多输入一些健朗、幽默、快慰的文化,而偏偏是迦尔洵、安德列夫、爱罗先珂、法捷耶夫一流?而在日本作家中,看重的是夏目漱石、森欧外、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尤其有趣的是,对厨川白村别有情缘,其译介的热情与用功,在他的翻译生涯中,是较突出的一类。鲁迅大约不爱美国式的轻松,作为一种文化建设,他觉得那些充满心灵的自语和搏斗的书籍,是中国所亟须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多处揭示了日本的缺失,作者敢于正视本民族的勇气,鲁迅大为赞扬。所以,重要的在于,启发中国人有一种态度,一种认识自我、解剖自我的勇气。从异国人的潇洒的自省意识中,鲁迅感受到了中国人到底缺少的是什么。他说:

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中国现在并无&ldo;取乱侮亡&rdo;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ldo;痛快&rdo;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ldo;痛快&rdo;分给同病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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