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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譬如我们看他的《阿q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实在说起来,他在观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彻的,所以描写起来也就格外深刻。

在文学方面,他对于旧的东西,很用过一番功夫,例如:古代各种碎文的搜集,古代小说的考证等,都做得相当可观,可惜,后来都没有出版,恐怕那些材料,现在也都散失了,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处是在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

他的个性不但是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利的地方。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家母几次让他到北平来,但他总不肯,他认为上海的环境是很适宜的,不愿意再到旁的地方去。

至于他身后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办理了,本来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为家母还需要陪伴,暂时恐怕也不能成行,舍间什么时候替他开吊,要等舍弟建人来信以后才能决定的。

鲁迅的去世,举国震惊,悼念之势,铺天而来。此时周作人的心态,一定复杂得很吧?看到左翼文人的敬仰之情,他似乎觉出肉麻和宗教式的圣化;而右翼文人的谩骂,他似又不能全都苟同。10月24日,他写下了《关于鲁迅》一文,对其兄进行了大致的勾勒。但对其晚年思想闭口不谈,而多言鲁迅在学问与文艺上的成就;十几日后,又补写《关于鲁迅之二》,也多生平史实,鲜及鲁迅思想深层的问题。他似乎不愿深究鲁迅精神深层的问题,那里有许多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鲁迅看问题的透彻,他是佩服的,至少《呐喊》里的小说,他就做不来。他早期曾出版过文言小说集《孤儿记》,无论技巧还是寓意,和鲁迅均难相比。忆旧的散文方面,鲁迅的那种清丽、幽怨,周作人亦做不到,除了典雅可与其兄比肩外,在艺术的尚达上,与鲁迅是有距离的。就杂感的写作而言,鲁迅的辛辣、尖刻、猛烈,他虽不喜欢,讥之为&ldo;骂人文章&rdo;,但就风采而言,也不及鲁迅的伟岸和高远。周作人仰慕的是清淡的文字,平和的韵致,可就文章的总体质量而言,鲁迅不像他那样重复自己,观念缺少变化。鲁迅几乎没有重复过自己旧时的作品,每一篇均有新意,几无失败之作。周作人的文字,美质虽多,可情趣的单薄,便常使人对其文字生出疏离之感。鲁迅的文字是从生命深层喷吐出的,而周作人有时不免生硬地制作,虽做得好、做得高妙,但毕竟与读者有距离。我想,这一点,周作人本人是清楚的。他对鲁迅这一切,均理解颇深,但他从未把鲁迅看成英雄,未把他视为伟大的巨人。他眼里的鲁迅,多凡夫俗子之态,不过智慧超过常人而已。50年代后期,曹聚仁将自己写的《鲁迅评传》寄给他,他看完后说:&ldo;世无圣人,所以难免有缺点。&rdo;对曹聚仁的书很是称赞。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

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者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ldo;神&rdo;看待,所以能够如此。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尊书引法朗士一节话(p147),正是十分沉痛。尝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良由作者皆未见过鲁迅,全是暗中摸索,但亦由其本有戏剧性的一面,故所见到只是这一边也。鲁迅平常言动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难怪),如伏园所记那匕首的一幕,在我却并未听见他说起这事过。据我所知,他不曾有什么仇人,他小时候虽曾有族人轻视却并无什么那样的仇(而这仇人是生花柳病,至男根烂掉而死,也想不出有这样的。),所以那无疑是急就的即兴,用以娱宾者。那把刀有八九寸长,而且颇厚,也不能用以裁纸,那些都是绍兴人所谓&ldo;焰头&rdo;(旧戏中出鬼时放&ldo;焰头&rdo;,讲话时多加藻饰形容的话。)。伏园乃新闻记者,故此等材料是其拿手,便也不是他的假造的。[7]

这里的态度,比30年代骂鲁迅时的口吻,已有收敛,但与社会普遍流行的&ldo;鲁迅观&rdo;,距离很大。不把鲁迅看成神,是对的,50年代以后出现的过高的评价鲁迅的文章,在立论上有许多均难成立。走向形而上学,是鲁迅研究史的一段悲剧,周作人指出时风的弊病,我以为有真言在焉,并无什么恶意。但认为鲁迅&ldo;做作&rdo;,恐难以成立。人都有外饰自己的时候,即便圣人,也在所难免,但鲁迅一生,可说是光明磊落的。晚年认知上虽有偏差之处,如对一些文化人的态度,对托洛茨基看法的转变,受主观条件限制而失之于偏颇。但大致说来,是真人,无伪态。周作人对鲁迅世界的看法,阴暗面还是太重了。

鲁迅是怎么看周作人的呢?

分手之后,鲁迅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及周作人,只是和许广平、三弟周建人私下有过交谈。大致说来,他对周作人的才气和学识是敬佩的。&ldo;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lso;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rso;我说:&lso;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rso;鲁迅不做声了。&rdo;[8]可见这里有着对其弟的深切的关怀和对其译力甚深的信任。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之后,北京已沦入张作霖奉军手中,他深为周作人的处境担忧,希望二弟也能南下。有一次,鲁迅从三弟建人那里,看到了二弟周作人的信,便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提到周作人:

北新捕去李(小峰之堂兄)王(不知何人)两公及搜查,闻在十月二十二,《语丝》之禁则二十四。作者皆暂避,周启明盖在日本医院欤。查封北新,则在卅日。今天乔峰[9]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云《语丝》当再出三期,凑足三年之数,此后便归北新去接办云云。(卅日发)大约尚未知查封消息也。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互助耳。&rdo;[10]

对周作人的一片爱意,已流入笔端,可见鲁迅的怨恨,在羽太信子身上,对周作人,尚有较深的骨肉之情。章廷谦是周氏兄弟共同的好友,鲁迅写信给他,实则间接致函周作人的,或是让章廷谦转达自己的问候也未可知。鲁迅在受辱后的几年内,对二弟尚有此关切之情,是令人感动的。

鲁迅对三弟建人和许广平都说过:&ldo;启孟真昏。&rdo;他1932年11月20日回北京省亲时,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ldo;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rdo;而谈及羽太信子时,也颇有微辞,对她的行为多有不满。看来,鲁迅与周作人的反目,以及反目后对家事的看法,怨恨是在羽太信子一边的。鲁迅回北京省亲时,在致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ldo;某太太于我们颇示好感,闻当初二太太曾来鼓动,劝其想得开些,多用些钱,但为老太太纠正。后又谣传h肚子又大了,二太太曾愤愤然来报告,我辈将生孩子而她不平,可笑也。&rdo;[11]这里,&ldo;某太太&rdo;系朱安,&ldo;二太太&rdo;乃羽太信子,&ldo;老太太&rdo;指鲁迅母亲。此信可见出周氏家族内在矛盾之一斑。这矛盾的原由,在鲁迅眼里,乃羽太信子使然。谈及周作人,只以&ldo;颇昏&rdo;二字语之,其分寸感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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