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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1页)

陈寿著的《三国志》,自有陈寿的立场和主观,他笔下所述说的张道陵,等于是以&ldo;假道为骗&rdo;的术士,相反地,在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中,便不同于陈寿的记载了。

如说: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送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输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除涵,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患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

我们看了葛洪所写的记载,便可了解陈寿记述张道陵的事实,不但简要不详,而且是有立场和成见的。张道陵的正一明威道术,到了晋朝,更有扩展,晋室的名公巨卿,朝野大族,都有信奉此道,例如王、谢等巨室,也都历世信奉不衰,以书法著名的王羲之,便是此道中的分子。所以他手写《黄庭经》,并不是专为习字而好玩的。

此外,我们再看葛洪所载张道陵在四川施行的教化,依照历史文化的功绩观念来讲,便会觉得他与文翁化蜀,同样具有文化教育上的价值。

如说:

&ldo;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事,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rdo;

在这段的记载里,述说张道陵化民成俗的方针,在于人人自觉自治,重廉耻,畏天命,行善举为其重点,根据道家思想的&ldo;为政不在多言&rdo;,唯重实行的原则,那么,张道陵这种措施,又何尝是不对呢?陈寿所谓&ldo;故世号米贼&rdo;,是从曹魏政权的立场,因袭治权的正统观念而来,并不全足取信。其次,关于张道陵个人修炼道术的经过。

如说:

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说长短形状。至时,果有赵异者,从东方来,生平原相,见其形貌,一如陵所说。陵乃七度试异,皆过,乃授昇丹经。

这是说明张道陵所修炼的神仙道术,仍以外金丹的丹药为主,以服气、导引、房中等的内丹修炼的助伴,最后,仍以九鼎大要等道法的指归。

至于所说七次试验赵昇的道心,然后授以神仙道术,正是后世妄求学仙者先立道德根基的榜样,如说:

七试者:第一试昇:到门不为通,使人辱骂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第二:使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昇接床。明日又称脚痛不去,遂留数日,亦复调戏,昇终不失正。第三试昇:行道忽见遗金三十瓶,昇乃走过不取。第四试昇:令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惟不伤身。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也?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第五试昇:于市买十余匹绢,付值讫,而绢主诬之云:未得。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惮色。第六试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衣掌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又以私米遗之。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政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护,何险之有,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数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挪,投树上,足不磋跌,取挑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缘,不能得退。于是乃以挑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异。陵乃以手引昇,众视之,见陵臂长三十丈,引昇,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之。食毕,临乃临谷上,笑而言曰:赵异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惟异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惟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倒投身而下,正堕陵前。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昇、长二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乃没于去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试以度赵昇,乃如其志也。

我们读了葛洪所写这段张道陵授受道术的传记,对于一般妄求长生不老之方的人士,应知有所反省。须知道家与道教所标榜的神仙可学,必以立德为先。后世的人,以价值观念的小忠小勤,轻心慢心的意气用事,妄求出世超人的道术,岂非缘木而求鱼,哪有这种便宜的事呢?如果神仙不可学,就凭这种做人的德行为榜样,以此为人处事,亦正是儒家所谓大人君子的风规,这样的教化,又何尝有害世道人心呢?拚命大骂其为异端不可学,似乎有欠公允。我们非常简略地介绍了汉末道教形成的前因后果,便可大概了解秦、汉以后政治社会演变的关系,由道家思想促成道教建立的先声。

(二)魏晋以后的道家与道教

我们初步了解了汉末的学术情况,与社会人心逃避现实的趋向,促使道家形成道教的情形,然后再来研究魏、晋人对于学术思想转变的迹象,就有脉络可循,不致凭空臆度了。汉末时期,朝野上下,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种种的激荡,社会的不安,随时随地呈现一片紊乱,因此应运而生的新创各种道术信仰,便能普遍传开,深入各个阶层,加上黠者利用游侠与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情绪,纵横牵扯,一拍即合,就形成三国时代的局面了。我们想要了解历史文化的演变,必然不要忘记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以要讲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想,必须要追踪东汉未期学术思想的情况,然后才能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原因。

我在讲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因缘中,曾经讲到影响时代学术思想的重心,在于当权执政者的领导作风,当汉末及曹魏执政的先后阶段,传习儒家的经学,绍述孔、孟的遗教,除如郑玄、卢植等少数的大儒,稍具规模以外,一般所谓儒生者,都以文学见长。如王粲等人,醉心于辞章的意境,其余济济多士,大多从事于救亡图存的时事,或奔竞于当世功名的途径,即使从事学术思想,也都以见用于现实的世务为主,如研究科学而哲学的易经象数之学,也只有少数有志之士,肯在业余作部分专长的研究,如郑玄的交辰,费直、荀爽的升降,虞翻的纳甲等有数几人而已。此外,如华佗的医道,管辂的术数,尚有正统道家的遗风,至于以道家法术见长,如于吉、左慈等人,虽然名动公卿,影响人心至巨,但到底不能见重于士林,由此而知由汉末到三国时期,学术思想界的情形,正同当世的时事是一样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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