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解放初期至平叛改革前的大部分工作,以及民主改革中部分地区的工作,部队都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工作时对进藏人民解放军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是形势的需要,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部队在运输补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仅要保卫国防,维护祖国统一,还要与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作斗争。那时,拉萨及其以西以南地区,十八军在前面的部队和其他几支兄弟部队,一共只有几千人,贯彻执行&ldo;协议&rdo;,调查研究、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影响群众工作、训练干部、交通运输建设及一些急需的基本建设都要去进行。这些,对军队来说都是很不熟悉的课题,加之语言不通,情况了解很少,无现成经验,况且还有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对此,是知难而退,消极等待?还是勇挑重担,迎着困难推动形势的发展呢?在英雄的人民解放军面前,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当然,进藏人民解放军在担负工作队任务的过程中,随着平叛改革的胜利,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权的建立,进藏干部的增加和藏族干部的成长,部队所担负的工作队的任务才才逐渐有所减轻。即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工作队任务也并没有解除,只是工作量减少,形式有了改变。因此,既不能否定部队过去工作队任务繁重的历史,也不能要求现在的部队完全照搬过去的做法。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过去那些好的工作作风和全心全意建设新西藏的奋斗精神。
统战工作这个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在西藏民族、宗教问题很突出的西藏,显得尤为重要。要解决西藏问题,贯彻执行&ldo;协议&rdo;,反对帝国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就必须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这是我党必须长期坚持做好一项战略任务。就是在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仍然应把它做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范围不是缩小,而是更加扩大。也正因为这样,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对这项工作一直很重视。
接受进藏任务后,四川、青海,云南、新疆等方向的各路部队领导,就着手邀请熟悉情况和有影响的上层人士,进行调查研究,共商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关问题。十八军&ldo;前指&rdo;和先遣部队及军主力先后进入藏区(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后,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陈明义、李觉、刘振国、吴忠、天宝、苗丕一等军师领导,即与白利寺格达活佛、玉隆大头人夏格刀登、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芒康大商人邦达多吉等积极交往,建立感情,并从形势前途到支援进军等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他们积极拥护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热情提供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在劝和及支援我军进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进藏的连续行军中,部队领导干部不顾疲劳在沿途各地都进行了统战工作。对许多在高山坡上的喇嘛寺,都尽可能一个不漏地登门拜访,做工作。
昌都解放后,部队各级领导干部以主要精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很快消除了昌都地区的藏政府官员和藏军军官的疑虑,团结当地活佛喇嘛和土司头人,对成立昌都解放委员会及以后的和平谈判成功起了重要作用。阿沛&iddot;阿旺晋美和帕巴拉&iddot;格列朗杰等爱国人士从此成了我党我军的忠诚朋友。
十八军独立支队从青海出发后,范明、慕生忠等领导同志在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不顾行军疲劳,坚持向沿途的百户、千户、宗教上层以及藏政府驻当地的官员宣传&ldo;协议&rdo;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召开座谈会,密切与各界藏族同胞的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信。
部队进驻拉萨及各地区后,和地方党委会负责人一道,按照&ldo;兵对兵,将对将&rdo;的原则,逐级分工包干各个统战对象的工作&rso;除工委和分工委(市委)领导同志外,张国华、谭冠三、范明、王其梅、金绍山、李觉、刘振国等军区领导主要负责对三品官以上的藏政府重要官员,师、团以下首长主要对四品官以下及各地区、宗(县)的官员、上层喇嘛和地方头人等的工作。通过拜访,交往、联欢、学习、宣传,广泛交友,联络感情,进行统战工作。我们在西藏的采购、运输、修路、办医院、学校、发放农贷等各项工作都与上层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争取他们的赞同和支持。如修筑康藏公路西段工程中,原勘测人员提出墨竹工卡附近有一石崖要炸开,但因石崖上有座神像,当地居民怕炸了就会河水泛滥成灾。修路指挥部的军队干部一方面与藏政府官员商量,并征求居民意见,一方面请工程技术人员想办法,在找到两全其美的合理方案后,就改选线路,绕过石崖。另一次,在施工中遇一玛尼堆,经征求藏政府官员和当地头人、群众的意见,指挥部请喇嘛来念经后,才将玛尼堆移到路旁的山坡上去,官员、头人、群众都很满意。
新疆骑兵师先遣连,在保卫股长李狄三带领下,进抵阿里改则地区后,被风雪围困200余天。在缺粮缺药缺御寒用具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还积极开展争取、团结西藏地方政府驻阿里官员和当地头人等的工作。
各种统一战线性质的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爱国妇女联谊会等群众组织,部队都派干部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