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虽然年轻,但是家族的传承,父亲为改革辛苦奔忙的一生,他早就了然于心,而他也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秦国的强大,更关系着父亲的遗愿。所以,秦孝公在登基后,连续多次发布了求贤告示,希望能招揽到推动改革的人才,他将给这个人才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帮助自己缔造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他很快等到了这个人才‐‐商鞅。
对于秦国这个有着特殊成功条件的国家来说,商鞅,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物。商鞅原名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人,在西奔秦国之前,他曾经在魏国相国公叔座身边做谋士,那时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为相国的公叔座,许多重要的谋略,其实都来自作为他高参的商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商鞅真正接触到了当时战国最强大国家的核心行政机构,他的施政经验和视野,都来自于这段时光。从师承上说,商鞅承袭自李悝的法家学说,对李悝的《法经》非常推崇,并且精心研究,在漫长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这样一个有深厚理论积淀和丰富施政经验的人物,才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选。
商鞅来秦国之前,有两个偶然因素,让他差点来不了秦国,一是长期欣赏商鞅才华的公叔座,临终前将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够认可公叔座的推荐,那么恐怕就没有强大的大秦帝国了,但魏惠王却认为公叔座老糊涂了,对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第二个意外,是老谋深算的公叔座深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将来势必成为魏国大敌,因此劝说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杀了他。商鞅知道后只是冷笑,他既然不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我。事实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没拿商鞅当盘菜。不用也不杀,任他自谋生路去了。
这两个偶然,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经过在公叔座身边数年的锤炼,商鞅已经锻造出了深不可测的心机,对于他人心术的揣测,早已做到料事如神,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才能承担起那场惊天动地的变法。第二,魏惠王并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听了公叔座的话重用商鞅,也不会长期地信任商鞅,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给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
所以这时期的商鞅,将希望寄托在秦国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当时的六国里,赵国和韩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变法,齐国是宗族当道,商鞅更不具备邹忌那般讽谏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至于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国,吴起的例子也摆着呢。所以,秦国,是胸怀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商鞅,是志存高远的秦国仅有的选择。
公元前361年,商鞅来到了秦国,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经过3天的攀谈,商鞅以其学说打动了秦孝公。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颁布了变法令,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这场改变战国历史的变革,从此开始了。
【二】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荆棘密布。在变法令颁布以前,秦孝公曾召集群臣讨论,结果引来了旧贵族们的集体反对,大臣甘龙等人极力阻挠商鞅变法,而商鞅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当场与甘龙等人展开了辩论,一番唇枪舌剑将反对派驳得哑口无言。明火执仗的反对,就此变成了暗流,无数的明枪暗箭,在商鞅变法的路途上等着。
但商鞅不惧,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长年的沉浮,让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变法要成功,必须采取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下手,快刀斩乱麻。所以商鞅采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要变法,先变人。所谓变人,就是要树立改革者的绝对威望,让他获得大多数人的足够的信任。完成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你商鞅是谁?秦国有几个人认识你?难道还要一个接一个苦口婆心地劝说,或者是上大街上作报告?
商鞅的办法简单,不用作报告,不用劝说,立一块木头就行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ldo;商鞅南门立木&rdo;事件。商鞅在乐阳城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头,并挂出布告: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口,就给他10两黄金。这事在当时,就好比今天突然接到&ldo;恭喜你中奖了&rdo;的手机短信一样,很难让人相信。木头不重,路又不远,凭什么奖10两黄金?立了一上午后,奖金已经翻了好几倍,涨到了50两黄金,这时候来了个傻小子,壮着胆吭哧吭哧地把木头抬走了。结果商鞅二话不说,当然兑现奖励。南门立木的典故就这样不胫而走,所有秦国人都知道了一个事实:这个商鞅,说话是算数的。
商鞅的威望就这样树立起来了,然后他趁热打铁,出台了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事实证明,商鞅不但口号很响,胆子很大,做事更是现实。他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都是最初级的改革,包括废除传统奴隶制的世袭制度,设立军功授爵制,奖励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实行编户制,建立封建制的基层农村制度,奖励耕作;鼓励小农经济发展,规定家庭里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家另过,这样就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国家的税源也扩大了。
商鞅的这几条政策,是吴起、李悝等人施行过的,大多没有什么新意,其中的一些,还是对秦献公时期变法内容的补充,比如实行编户制、奖励耕种。但这样做却是很现实的,像秦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生产水平低的国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必须要立竿见影提升经济水平,才能真正收拢人心。另一个原因是商鞅坚持要变法先变人,变人的第一步,是要树立个人的威权,第二步,就要把国家大多数的老百姓,牢牢地抓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样旧贵族对变法的反对,才能成为空谈。变法就这样推行开来,作用也立竿见影,秦国的经济水平飞速提高。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大量引进,秦国的农业、畜牧业都迅速地发展起来,小农经济群体的扩大,更造成了大量贵族的破产和财产的萎缩,世袭制度的取消,让国家节约了开支,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能立竿见影,另一个原因就是商鞅够狠,他在建立编户制的同时,规定了保甲连坐制度,即一人犯罪,多人受株连,用残暴的国家机器,来打压一切反对变法的力量。这是之前所有的改革家在变法过程中,都未曾使用的方式。一是他们不会得到这样强有力地支持,二是他们本人也不够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