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跃民悠然自得地重新拿起话筒,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地调侃起来。“喂!我的媳妇儿,今儿个找我有啥事儿啊?是不是我了啊?想我你就说出来,不要不好意思。”
钟跃民那戏谑的语气仿佛能透过电话线传到周晓白的耳朵里。
电话那头的周晓白听到之后,脸颊顿时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她略显羞涩地嗔怪道。“跃民,你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闺女和儿子可就在边上呢!”
周晓白一边说着,一边不自觉地用手捂住话筒,生怕孩子们听到更多不该听的话。
这时,一旁的小诗画却像只古灵精怪的小猴子一样,敏捷地凑到话筒跟前,扯着嗓子大喊道。“妈妈,我什么都没听见哟!”
喊完之后,小丫头还不忘调皮地眨了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模样甚是可爱。
而年幼的小海宸见姐姐如此这般,虽不太理解其中深意,但也有样学样地跟着嚷嚷起来。“妈妈,我也没有听到哦!”
两个小家伙天真无邪的童声交织在一起,宛如一曲动听的交响乐,让钟跃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
周晓白听到孩子们天真烂漫的话语,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恼羞成怒的情绪。她娇嗔地对着电话吼道。“钟跃民,你看看你,尽会教坏孩子!我这儿可有正事儿要跟你讲呢!”
钟跃民收敛起笑意,认真地说道。“嘿嘿。。。。。。。。媳妇儿,你说吧,我听着呢!”
周晓白轻轻清了清嗓子,再次开口时,语气中带着几分撒娇的意味,却也更加直接了当。“跃民,我听李奎勇说,你打算涉足农业,准备收购鲜蒜来腌制糖蒜,这事儿是真的吗?”
钟跃民坐在沙发上,双腿随意地交叠着,脸上挂着那标志性的、温暖人心的笑容。“没错,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呢。”
周晓白闻言,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跃民啊,你可是堂堂的大学教授,平时忙着教书育人,研究学术,哪里有时间去腌制什么糖蒜呢?这事儿听起来就有些不靠谱。”
钟跃民哈哈一笑,眼神中满是宠溺。“媳妇儿,你这是在担心我吗?放心,我自有分寸。不过嘛,既然你这么说了,肯定是有什么想法,对吧?直接说出来,你要是有什么要求,我肯定会答应的。”
周晓白见钟跃民如此开明,心中一暖,也不再绕弯子。“跃民,我想说的是,既然你要腌制糖蒜,能不能把这个项目交给金丘县来做?那里的人们勤劳朴实,手艺也好,我相信他们能把糖蒜腌制得非常好。这样既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又能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钟跃民一听,笑容更加灿烂了。“媳妇儿,你这为金丘县可真是够操心的。。。。。。。。”
周晓白假装生气地说了一句。“少废话,你就说行不行吧?”
钟跃民笑着回道。“媳妇儿,我就喜欢你这霸道劲。放心吧,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周晓白脸颊微红,娇嗔道。“讨厌!你就会哄我开心。”
钟跃民笑着调侃道:“媳妇儿,你得记住,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支持你、爱护你。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周晓白正感动的时候,小海宸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过来。“妈妈、妈妈。。。。。。。。。”
钟跃民刚刚晋升为副教授,本该是心情愉悦、意气风发的时刻。
然而,袁军和郑桐,还有学校里处的比较好的老师却偏偏爱拿他的新职称开涮。
每当见面,他们总是故意拖长音,嬉皮笑脸地喊着:“哟,这不是咱们的钟——副——教授嘛!”
那“副”字被他们拉得老长,听起来颇有几分戏谑的意味。
钟跃民虽然表面上并不在意,但心里也清楚,这个“副”字在职称上确实有着一些微妙的含义。
在体制内,副职往往被视为一个相对清闲、无法掌握大权的职位。就像副驾驶一样,很多时候只是干坐着,并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和工作。
更重要的是,副职在很多时候都扮演着背黑锅的角色。
正职通常负责把握大方向,掌握权力核心,他们发表的看法和指示往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绝对不会出错的。
而副职则需要按照这些指示去执行,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需要自己去把握深浅和程度,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替罪羊。
在学校里,钟跃民作为副教授,并没有所谓的“背锅”问题。
教授与副教授之间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地位和收入上,更重要的是,正教授往往都是学科带头人,具有更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对于钟跃民来说,他深知自己距离正教授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能够评为副教授,他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乐意被人喊作“副教授”。在学术界,一般的规矩是在称呼上都不带“副”字,这也是对学者的一种尊重和认可。
大学里的称呼学其实受到了官场的影响。六十年代,中央曾经下发过多份关于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然而,这些规定最终都没有坚持下来,人们还是习惯于按照职位和头衔来称呼对方。
钟跃民下课刚踏入办公室,就迎来了朱建国和刘岩松的“热情”问候。“哟!这不是我们的钟‘副’教授嘛,大驾光临啊!”
刘岩松调侃道,而朱建国则紧随其后,一脸笑意地喊道:“钟‘副’教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