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孝文帝英年早逝之后,朝政迅速败,朝中贪横行,权臣擅权,苛捐杂税,赋役劳役繁重,各地的起也是如火如荼,六镇起,只是社会矛盾的一次大爆发。
当六镇弥漫起烽烟之时,居住在洛阳的皇室贵族早已腐化堕落,很快,六镇起迅速波及了整个中原大地,最终,北魏政权被瓦解,形成了东魏和西魏两大政权。
东魏地处在华北以及沿海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实力最强,其掌门人便是高欢,高欢实际上继承了六镇绝大部分的实力。而西魏地处关中,经济欠发达,人口也不多,其掌门人便是宇文泰。
由于高欢和宇文泰都是出自六镇起之中,他们都是鲜卑化的,对孝文帝原先的汉化改革也是极力排斥的,因而,东魏和西魏建立之初,胡风盛行。
高欢祖籍渤海,属于渤海高氏,祖上是名副其实的汉人,虽然血缘上是汉人的血统,但高欢以鲜卑人自居,别人也把高欢当做鲜卑人来看待。总而言之,高欢是一个被鲜卑化了的汉人。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高欢一个人如此,整个高家都是如此。高洋的妻子叫做李祖娥,出自汉家大族赵郡李氏,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李祖娥当皇后,他们认为李祖娥身为汉人根本不配母仪天下(“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而高洋的太子高殷因为有“汉家性质”,高洋一度想废掉高殷。可以说,整个高家是彻底胡化的,对于汉人都是有极深的成见的,矛盾很深。
而东魏北齐的鲜卑大族们的势力也都凌驾于汉人之上,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一直伴随着东魏北齐的历史,这不仅是矛盾,更是社会矛盾,例如当时汉族文官崔季舒等人的被杀,就是这种胡汉矛盾的政斗争的一大表现。
而我们反观宇文泰,宇文泰同样也是出自六镇军,也是鲜卑化的军,西魏建立之初的政策也是兴胡排汉的,这和高欢并无两样。不过,宇文泰虽然表面上反汉化,但他对于汉人并不敌视,而是用一种包容的姿态去吸纳对方。
比如前文中提到的苏绰,他本是汉族知识分子,却受到了宇文泰的格外赏识,而苏绰给宇文泰提出的《六条诏书》,实质上是一种儒家治国思想的体现,宇文泰本人更是对《周礼》推崇备至。如此一来,东魏和西魏、北周和北齐对于汉化的态度就一目了然了。
在宇文泰的改革中,每一项改革其实都是披着鲜卑化的外衣,实质上却是在走孝文帝汉化的老路。事实上,在西魏胡化和汉化其实是并行其道的,换种说法,宇文泰这就相当于是对当时胡汉文化进行了一次大整合。
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八柱国的人员成分,除了宇文泰本人和皇室元欣之外,宇文泰手下是六个柱国,其中有三人全都是汉人,分别是李虎、李弼、赵贵,汉人竟然占到了一半的比例。
而到了周武帝宇文邕时代,宇文邕的大力灭佛,实质上是把儒家思想放到了首位,确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统治思想。同时,宇文邕继承和发扬了宇文泰的改革之策,对于人才也同样是不拘一格的,不分胡汉,比如他最信任的大臣王轨,便是出于汉家大族太原王氏。
而真正导致北齐衰落,北周强大,以致最终北周灭齐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对胡汉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方式上,无疑宇文家族在这一点上要比高家做得高明很多,因而胜败的天平必然是倾向于宇文家族,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历史的偶然因素,以及一些个人的因素。如果坐在北齐皇帝宝座上的是宇文邕一样的明君,坐在北周皇帝宝座上的是高纬一样的昏君,历史将走向何方,我们根本无法预判。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一切胜败皆有凭证。神秘的黑衣人
我们今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俯察历史的成败得失。
相比较而言,古人是不幸的,因为古人往往很难解释清楚历史演变的规律,他们会把历史的兴亡归结于君王的德行、臣子的忠奸,以及天命的安排。
而古代人所信奉的莫过于天,他们相信上天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于是,谶语、星象、天灾等等就成为了预示国家兴亡的象征,如果国家五谷丰登,那么就预示着国家兴盛,如果国家天灾不断,那就预示着上天的警告或惩罚,比如斛律光之死,与其说是死在韦孝宽之手,不如说是死于古人的天命观。
在南北朝的后期,就流传有这样一条预言——“亡高者黑衣”。
这条预言是怎么来的,按照《北齐书》里面的记载,是出自一名术士之口,这条预言的意思是,将会有一位黑衣人降临到人世,最终灭亡高家。
当时正是东魏时期,高欢当权,这条预言所针对的无疑就是高欢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