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长期的等待时期,好莱坞也帮助大家消磨时间。它主要的对象是美国士兵。战争期间,一共拍了九百八十二部影片,复制了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部拷贝送到国外。国内的老百姓也可以看到,电影院每夜都挤满了人。这些年头的流行电影有罗伯特&iddot;扬主演的&ldo;普尔汉姆先生&rdo;,蒙蒂&iddot;伍利主演的&ldo;赴晚宴的人&rdo;,凯瑟琳&iddot;赫伯恩、斯本塞&iddot;屈莱塞主演的&ldo;本年名媛&rdo;,维克多&iddot;麦丘主演的&ldo;我的赛尔&rdo;,泰隆&iddot;鲍华、琼&iddot;芳丹主演的&ldo;高于一切&rdo;,詹尼弗&iddot;琼斯主演的&ldo;伯纳戴特之歌&rdo;,宾&iddot;克劳斯贝、巴里&iddot;菲茨杰拉德主演的&ldo;我行我素&rdo;,弗雷德&iddot;麦克默里、巴巴拉&iddot;斯坦威克,爱德华&iddot;鲁宾逊主演的&ldo;双倍赔偿&rdo;,琴&iddot;拉塞尔主演的&ldo;亡命之徒&rdo;,贾莱&iddot;古柏和英格丽&iddot;伯格曼主演的&ldo;战地钟声&rdo;,和&ldo;撒拉托加铁路干线&rdo;,雷&iddot;密仑主演的&ldo;失去的周末&rdo;,所有演员都是久享盛名的&ldo;卡萨布兰卡&rdo;,希契科克导演的&ldo;疑云&rdo;和&ldo;小鹿班比&rdo;。象平常一样,电影业有时也会狼狈不堪,有一次当对外宣传员兴高采烈地报导狗演员莱西生了一窝小狗了,但是一个兽医接着就揭露说莱西原来是只雄狗。但电影的质量仍然是高的。这很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知道那时的许多评论员,不但看电影是否优秀,而且还要看电影是否爱国。多萝西&iddot;汤普森就对&ldo;救生船&rdo;这部影片挑剔,因为她以为希契科克把纳粹分子表现得比其他船客更能干,而《纽约时报》的博斯利&iddot;克劳瑟也认为这是&ldo;一部奇怪地不讲民主的电影,即使在我们这个开明的社会里,这也是无可原谅的。&rdo;希契科克辩解说,他拍的是惊险片,并不是教育片。但他的抗辩并无人理会。甚至象《纽约人》月刊的沃尔科特&iddot;吉布斯那样精于此道、不偏不倚的批评家,也说约翰&iddot;斯坦贝克所著的《月亮下落》显示出一种&ldo;对德国人难以理解的温情&rdo;。但观众却没有那么苛求,因为他们来看电影有其他目的。有这么多的人远离家乡,远离家庭,电影比以前更能使他们逃避现实,得到暂时的宁静。
在这些岁月里,宣传工具也是一种把多年来远处异乡、远隔重洋的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它使那些寂寞的人有了一点共同的东西,要不然他们就什么安慰也得不到了。当然有些东西听得使人发腻:象战时美国第一个最流行的歌曲《银自色的圣诞》,情调低沉,自怨自艾,而《我将回家过圣诞》就更糟。有些实在是非常讨厌的。例如,当吉米&iddot;萨沃唱起《你的面包里没有肉丸》,全国到处都跟着唱时,凡是听觉灵敏的人,几乎都感到受不了。还有《现在没关系了》和《你是我的阳光》这两支歌也是属于这一类。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歌唱家中薪水最高的竟然是纳尔逊&iddot;埃迪,这真使人泄气。但是百老汇的前途看来比较光明。象《穿灯笼裤的姑娘》,《我还记得妈妈》,《斑鸠的声音》和《哈维》等开始流行起来。1942年夏天,本来都是时运不济的两个人理查德&iddot;罗杰斯和奥斯卡&iddot;哈默斯坦二世,开始试验把一个叫《丁香花绿》的老剧本进行改编。这个话剧本只演过六十四场早在1931年停演。《生活》杂志后来说罗猴因子【指由遗传决定的一般存在于红血球中的抗原。可使缺乏这种抗原的人在怀孕或在输血过程中,可能产生溶血的反应。这里指《俄克拉荷马州》一剧是由《丁香花绿》所改编。后者不卖座,改编后反而哄动一时,得普列策奖金。‐‐译者】把一部失败作品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它在1944年3月31日圣詹姆斯剧场开演,到1948年停演,共演出了二千二百四十八场,创造了歌舞剧的新纪录。与此同时,有位二十六岁名叫伦纳德&iddot;伯恩斯坦的音乐家写出了《寻欢作乐》,又是一出愉快的歌舞剧。倒卖戏票的黄牛党都在百老汇大街的小巷里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有十五年没出现了。
在国内的美国人看书比以前多了。克罗斯利和胡珀民意测验所说,电台广播仍是美国人娱乐的主要来源,以《费伯&iddot;麦吉和莫莉》和《广播市政会议》这两个节目最受欢迎,但广播中收听的人最多的还是新闻广播。在无线电广播方面,象在书店和图书馆里一样,由小说转到非小说的大转变已经开始。五角大楼是世界最大的出版社。光是1945年,它就印发了六千万册以上的军用版本,题材包罗万象。虽然这种双栏版面看起来很不舒服,但读的人还是如饥似渴,并且常常把书寄回家去。新书当中,有:马里恩&iddot;哈格罗夫写的《瞧这里,二等兵哈格罗夫》,亚历山大&iddot;德&iddot;塞维尔斯基少校写的《决定胜负的是空军》,伊尔卡&iddot;蔡斯写的《过去未完成》,埃利奥特&iddot;保罗写的《我最后一次见到巴黎》,威廉&iddot;怀特写的《他们是可以牺性的》,理查德&iddot;特里加斯基斯写的《瓜达卡纳尔岛日记》,约翰&iddot;赫西写的《阿达诺之钟》,威尔基写的《天下一家》以及厄尼&iddot;派尔写的《这就是你的战争》和《勇敢的人》。还有两本书提出了战后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理查德&iddot;赖特写的《黑孩子》和莉莲&iddot;史密斯写的《奇异的果实》。它们都畅销,但几乎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