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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8章（第1页）

但是，胡佛自己在国会中的共和党伙伴们却还半信半疑。许多人议论纷纷，说山姆大叔又在上当受骗，说是把钱倒进老鼠洞，或是支付给一个全球性的工程兴办署，说美国理想难免以破产而终。反过来，欧洲人对这种漠然无情的议论，则感到大为激怒。

反美活动已蔓延开来。一位随军牧师说，在大陆人的眼里，美国士兵都是些可怜的年轻人，不懂得为啥打仗，也不懂得胜利的意义。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觉，偷白兰地酒和等下一班归国的船位。伦威克&iddot;肯尼迪牧师写到美国占领军士兵的典型形象时说：&ldo;他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饮食过度，寂寞无聊，漠然若有所思，观察力差，思想则更浅薄‐‐是征服者，却在一个口袋装着块巧克力，一个口袋装着包香烟……巧克力和香烟，这就是征服者能给与被征服者的全部东西了。&rdo;

这种说法传到国会山，使议员们怒发冲冠。30年代以来，议员又第一次开始议论起欧洲知恩不报来。但是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可并不仅此。共产党人在那里形成真正的威胁。英国现在既已不能轻而易举把他们驱散，华盛顿就只好把重担挑起来。让欧洲在铁锤和镰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设想。因为这意味着苏联的钢铁生产力、造船设备、熟练工人、发电量和化学工业的产量、科学技术和工厂设备都会增加一倍。在那样条件下，而且只有在那样条件下，俄国才有实力同美国抗衡。&ldo;我认为如果我们失去西欧，&rdo;福雷斯特&iddot;谢尔曼将军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ldo;……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rdo;

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虽然在1947年尚不紧迫。在人们的记忆中，俄国人还是英勇的盟邦。对她感到的失望开始深化，但尚只不过是使士气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虽很野蛮，但谁是谁非，界线曾是清楚的；现在要是在一些新问题上引起冲突，却未免令人寒心。1946年，赫伯特&iddot;贝阿德&iddot;斯沃普在伯纳德&iddot;巴鲁克的一篇演讲词中，提出了&ldo;冷战&rdo;这个词。巴鲁克曾认为这个词含义太强烈而划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经历了一年苏联的粗暴态度，于是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讲话时终于用了这个词。即使这样，它也不过是指&ldo;意识形态的对抗&rdo;。迟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保罗&iddot;霍夫曼【美国著名工商界领袖。‐‐译者】还可以说：&ldo;冷战是好的战争形式，只有这种战争不发生破坏的问题。&rdo;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们已很清楚，只靠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是不能把马科斯将军和他的两万名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从希腊山区赶走的。希腊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处所谓的&ldo;巨大的非意识形态援助&rdo;，也就是说：大炮。为争取到国会中反共的共和党人的赞同票，大炮比黄油容易。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决心双管齐下。但是，根据他们的经验，用零打碎敲的方法来承担任务，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欧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济。美国需要一种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政府为了给实际对外措施寻找恰当的理论根据，终于在权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里找到一篇文章。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依据》。作者署名仅用了&ldo;x&rdo;。

这个&ldo;x&rdo;原来是乔治&iddot;f&iddot;凯南，他虽然未露头角，但却是才气横溢的研究俄国心理的学者。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参赞时，就写成这篇论文。1946年斯大林向规模盛大的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发表演说，表明要采取强硬路线。这个独裁者反对和民主国家共处，保证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下去。凯南对这篇演说词进行仔细研究后，感到有必要写这篇文章。在凯南看来，苏维埃领导人在西方怀疑猜忌之下过了14个世纪，情绪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担惊受怕的马克思主义传教士。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他们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镇静剂。按照凯南的分析，从神学而不是政治角度观察，共产主义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条、仪式、历史使命，样样俱全。它和伊斯兰教等一样是无法摧毁的。哪里的社会不健全，人们要求改革，它也会像伊斯兰教一样会在哪里发生影响。人们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取消。但是，人们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说，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

在40年代的条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哈里&iddot;杜鲁门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他宣称，美国作为最大最富的自由国家，必须对&ldo;自由世界&rdo;承担义务。总统鼓吹凯南的观点如此卖力，人们于是称之为&ldo;杜鲁门主义&rdo;。根据他的训令，这些观点都写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六十八号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iddot;艾奇逊看来，这个文件已成为&ldo;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政策方针之一&rdo;。事实上，在凯南的文章还未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方针之前，艾奇逊就已在一次和两院两党领袖的会议上当着总统的面对这些原则作了概括介绍。他认为这关系着土耳其和希腊的前途问题。后来他写道：&ldo;在我一生中还从未在讲话时像这次那么迫切地感到问题完全是取决于我的。&rdo;他发言完毕，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阿瑟&iddot;范登堡转向杜鲁门说：&ldo;总统先生，如果你把这个对国会和全国讲，我一定支持你。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都会同样支持你。&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