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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苏黎世的第三位银行家表现得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那是位老先生,长着白头发和白色的络腮胡子。在我们简单的谈话结束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卢卡斯先生,我知道,这是您的职业,但我想建议您的公司,停止调查,结束此案。”
&esp;&esp;“为什么?”
&esp;&esp;“因为您永远也不会获悉真相。”
&esp;&esp;“您怎么知道?”
&esp;&esp;“也许您会了解到真相,”他引导地说“但是您无法拿它怎么办。谁也不能拿它怎么办。”
&esp;&esp;“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esp;&esp;“这我不能告诉您。请您相信我,我在这一行里算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当,它有着非常奇怪的规矩。”
&esp;&esp;“但不该有非常奇怪的法律。”我说。
&esp;&esp;“还是有的,卢卡斯先生。”他抚摸着他的胡子“如果您继续调查此事,我看得出您还会这么做,对吗”
&esp;&esp;“对,肯定无疑。”
&esp;&esp;“那就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故。不是金融事故,是人命事故。”他站起来,这就算结束这席谈话了。他说:“不管对方是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马上诅咒别人。我们应该和善、原谅、宽恕”说时他用苍老、疲倦和伤心的眼睛望着我。
&esp;&esp;“什么?”我喊道,可是他似乎没听到我的话。
&esp;&esp;“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一切情况,”他继续说“那么每个人就会很容易原谅一切,人类就没有了高傲、骄傲、自满和貌似公正了。公正,卢卡斯先生,这是抽象的。”
&esp;&esp;“不,”我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反驳您。公正不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
&esp;&esp;他盯视我良久,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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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在“多尔德”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急切地等着我回电。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
&esp;&esp;“喏,”他那懒洋洋的、狡猾的声音说“你有什么成果吗?”
&esp;&esp;“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说“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
&esp;&esp;“我相信,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古斯塔夫说“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你的朋友,那位‘法兰克相宫’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要你去找他。给我打电话,好让我知道,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
&esp;&esp;“又是瞎报警。”我说。
&esp;&esp;“不是,”古斯塔夫说“这不是瞎报警。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快飞吧,罗伯特!”
&esp;&esp;我飞了。三点钟左右我到了“法兰克福宫”当我走进厅里时,门卫领班喜形于色。
&esp;&esp;“这可真是神速!我去通知卡灵。他还等在酒店里。你们不能在这里谈,这太引人注意,他不想这样。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
&esp;&esp;“卡灵是谁?”
&esp;&esp;“一位侍者,”门卫领班说“还相当年轻。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
&esp;&esp;“什么?”
&esp;&esp;“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现在是三点。三点四十分,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
&esp;&esp;“我非常感激您。”
&esp;&esp;“废话!您知道的,我会尽力帮您!也许,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
&esp;&esp;“我如何认出卡灵来?”
&esp;&esp;“他阅读慕尼黑晚报,体育部分。他会靠在报亭上。他跟您一样高大,棕色头发,三十二岁,脸瘦长苍白,叼一支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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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卡灵先生吗?”
&esp;&esp;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esp;&esp;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esp;&esp;“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