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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1页）

第三部分：酝酿添了一员虎将李达

走了张东荪，走了戴季陶。

来了陈望道，又来了李达。

一九二○年八月，一位身材壮实、三十岁的男子，刚从日本归来，前往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这位湖南口音的来访者，原本只是看望陈独秀，却被陈独秀留住了，从此竟住在渔阳里二号，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新编辑。此人便是李达，号鹤鸣‐‐毛泽东总是喊他&ldo;鹤鸣兄&rdo;。李达的到来，使正在筹备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添了一员虎将。李达曾如此回忆道：&ldo;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rdo;《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年四月第八期。

当时的李达，正处于热恋之中。时值暑假，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理事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亦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黄兴夫人。黄兴，同盟会的元老，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总司令。偶然，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名叫王会悟。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

李达，一八九○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在李达上中学的时候，有两件事给了他莫大的影响。

一件事是学校里收到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那信竟是用鲜血写成的!

写信者名叫徐特立（后来他成为毛泽东的老师）。他断指写血书，号召青年学生们投入反日救国运动。这封血书震撼了李达的心灵。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鲜血写信的徐特立……另一件事是同学们为了抵制日货，把日本生产的文具堆在操场上，用火烧毁。点火时，发觉火柴也是日本货!可是，点火的同学在点火之后，不得不把这盒日本火柴留下来。因为倘若把这盒火柴也烧掉的话，下一回烧日货就没有火柴了!他意识到中国实在太落后了。抱着&ldo;实业救国&rdo;的愿望，在一九一三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在日本，他的心境是矛盾的，痛苦的：&ldo;我们一群留日的青年们，一方面感到耻辱，一方面滋长着反日情绪。老实说，我们是要忍耐着，在那里学习一点东西，以便将来回国搞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可是，当时国内的情势怎样呢?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终于流产，出现了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独裁的政治局面。袁世凯被人民推翻以后，又出现了直系、奉系、皖系各派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同时，南方也出现了川、滇、粤、桂各派新军阀互相争斗的局面。各派新旧军阀都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作后台，发动内战。全国人民在蔓延的战火中，受着军阀们的剥削和压迫，都感到活不下去。另一方面，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英、美、法、日、俄等帝国主义趁机大举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它攻占了德国所盘踞的胶州湾，占领了山东，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lso;二十一条&rso;亡国条约，形成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这件事激起了留日学生们极大的义愤，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lso;反日救亡&rso;运动。我们发通电，开大会，表示抗议。可是在当时的日本，连开会的会场也很难找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会场，刚刚开会，警察又把我们驱散。这时我们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像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rdo;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一九六一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

积愤终于在极度的苦闷中爆发，燃起了反抗的火焰。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声言为了&ldo;共同防敌&rdo;，日本军队可以开入中国东北全境。消息传出，三千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责骂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

中国留日学生组成了&ldo;留日学生救国团&rdo;，决定&ldo;罢学归国&rdo;、&ldo;上京请愿&rdo;。这个救国团的领袖人物之一，便是李达。五月中旬，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百多人抵达北京。北京大学学生们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了欢迎大会。主持大会的便是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李达和许德珩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五月二十一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虽然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不过，却使李达由&ldo;实业救国&rdo;转向了&ldo;革命救国&rdo;。回到日本之后，李达找来许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埋头钻研起来。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一年之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和十九日，由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接连刊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署名&ldo;鹤&rdo;（取自李达的号鹤鸣）。这位&ldo;鹤鸣&rdo;先生终于&ldo;鸣&rdo;起来了，&ldo;鸣&rdo;出了社会主义之声，清楚表明了他向&ldo;左&rdo;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