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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家世（第1页）

&esp;&esp;我的父亲从来不想让我成为警察，尤其是一名芝加哥警察。我父亲经常把这城里的警察说成是“为了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的人”他以前曾是一名工会会员，被那些警察们殴打过，还被关进了监狱，因而他一直非常憎恶芝加哥的政客们。无论是管辖一个区的小政客，还是大到管辖芝加哥市的大比尔汤普森，在父亲看来他们全是一丘之貉。而汤普森与其说是城市的“缔造者”还不如说是一只“醉猫”更为恰当。

&esp;&esp;如果我肯脱离警察局，这一定是最能让父亲开心的事了。在他去世的前几年，这件事一直像一堵巨墙横立在我们父子之间。我的警察生涯也许是他殒命的主要原因，不过究竟是怎样的情形，我也心中无数。在他自杀的那天晚上，他甚至连一张便条都没有给我留下，就用我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sp;&esp;我的家族——黑勒一脉来自于德国东部的黑垒地区，我们的家族姓氏也是由此而来的。十九世纪初期，所有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都被强令放弃他们以前的姓氏，改换成由地名或职业而来的姓氏。如果我不姓黑勒的话，那么今天我很可能就姓泰勒了社会的孤立的封闭体系，个人与他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冲突，因为我的曾祖父——杰克普黑勒，曾做过裁缝。

&esp;&esp;那是一段艰难时日。为了修建铁路和发展工业，传统的家庭作坊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机器的使用给社会带来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无论是从前以织布为生的年轻人，还是靠牛车运输养家的壮劳力，生活都难以为继。失业率飞涨，同时农业的欠收使得粮食的价格翻了一番。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去了美国。我的曾祖父坚守着他的生意，尽管他的生意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不过好在他还与黑垒那些富裕的犹太人——高利贷者、银行家、企业家有固定的生意联系。一九四八年，整个黑垒地区卷入到政治性的狂潮之中，我的曾祖父只能冷眼旁观事态的发展，因为他根本不能卷到这场风暴中去，那些上层社会的主顾可是他的衣食父母呀。

&esp;&esp;正在他进退两难之际，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辗转到了曾祖父的手上，他的弟弟阿尔伯特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那场反抗迈特内克的叛乱中被杀死了，他把他的全部财产交由维也纳犹太改革派的拉比孔恩暂时保管。考虑到当时动乱的局势，曾祖父决定亲自去维也纳取回他弟弟留下的遗产。在维也纳，他在拉比孔恩家里住了几天，并深深喜欢上了拉比一家人。博学的拉比和他友善的家人使曾祖父自愿留在了那里，然而，后来拉比一家却被极端的正统宗教主义者给毒死了，曾祖父只好重返黑垒。

&esp;&esp;所有这些给曾祖父以沉重的打击：政治的恩怨是非使他的弟弟死于非命；在维也纳，他又亲眼目睹了犹太人自相残杀的惨象。他一直是一个讲究实际的生意人，政治上尤其在宗教信仰方面，他更倾向于改革派。可是在拉比一家惨死之后，他放弃了宗教信仰，成了一名叛教者，犹太教也从此从我们家中销声匿迹了。

&esp;&esp;离开黑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继续生活在那里日子会更加艰难。一八四八年以后，秘密警察的触角无所不至，这使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而那些犹太教的正统极端分子们对曾祖父的叛教行为恨得咬牙切齿，向他的那些有钱主顾们散布说，曾祖父的弟弟是个激进主义者。于是那些有钱人就不再光顾曾祖父的裁缝店了。一般性的小生意又很难维持家用。最终，曾祖父决定举家迁往纽约，那时候我的祖父哈兰姆只有三岁。一八五年，曾祖父一家四口移居美国。

&esp;&esp;祖父哈兰姆少年时就在家中的裁缝店里帮忙。这本可以成为他以后发家的，可是哈兰姆并没有这样一直干下去。在祖父十三岁那年，他参加了联邦军。像当时许多年轻犹太人一样，祖父希望能以自己的这一举动证明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当时犹太人被普遍看成是一个食利阶层，为了修正这一对犹太人不公正的看法，祖父英勇作战，结果在葛特斯堡一役中双腿中弹。

&esp;&esp;他又返回了纽约。在他离家期间，他的父亲长期被疾病折磨，最终死在医院里，他的母亲也在十年前死去了。当时，他的两个兄弟和妹妹正在为家产闹得不亦乐乎，最后安娜姑妈带着大部分的家产一声不响地离开了纽约，此后一直杳无音信。祖父的两个兄弟，杰克比和本杰明一直生活在纽约，但行同陌路，他们也很少探望祖父——一个孤苦的破子。好在祖父后来，在服装区中一家以残酷压榨工人而闻名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差事，他才没被饿死。

&esp;&esp;一八九一年，祖父娶了诺米里维特兹为妻，祖母也在一家工厂里做工。我的父亲，马哈隆，出生于一八七五年。两年之后，我的叔叔路易降生了。在一八八四年，祖父因积劳成疾无法再胜任工厂里的非人生活，不得不回家照顾两个孩子，而祖母继续为一家人的生计卖命。又过了两年，一场大火吞噬了祖父一家租住的公寓楼，很多人葬身火海。祖母把父亲和叔叔安全地救出来以后，她又返身去寻找祖父，这一次他们谁也没有出来。

&esp;&esp;父亲的安娜姑妈——自称是拿了她那份应得的财产——在离家多年以后又和家里其他人重新取得了联系，让他们知道她现在的“风光”于是父亲和叔叔就被送到了芝加哥安娜姑妈那里。下了火车，又换乘街车，这两个大睁着好奇的眼睛的男孩并没有被送往芝加哥的犹太人聚居区——怀斯特区愚之别。，而是被送到了城里著名的红灯区——利维区。在那里“按摩中心”、“理容中心”的牌匾随处可见，既有城里最著名的“伊娃林格俱乐部”——由伊达和玛纳姐妹俩开办，也有数不清的名声不佳的下等妓院。他们那位“风光”的安娜姑妈就是一家下等妓院的鸨母。

&esp;&esp;当然，安娜姑妈不是那些操皮肉生涯的最底层妓女，她在那些一家紧挨着一家的下等妓院中拥有“风光”的一席之地。那些小妓院的建筑都十分劣等，其中的一家曾一度由警察局的总监所有，其他几家由曾五次连任芝加哥市长的卡特哈里森所有。街上还有一家一家的简易房流射出事物的影象，作用于人的感官和心灵，便产生感觉和，里面仅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床是为妓女和她的主顾准备的，椅子可以用来存放主顾的裤子。通过墙上的暗门或房门，一名不速之客经常会在让人尴尬的时候闯入，收取一笔额外的费用，通常主顾都会乖乖地付钱。

&esp;&esp;在街区的另一端就是“伊娃林格俱乐部”以及在它前面的归凯莉华特森所有的上等技院。在三层的棕色楼房里，有五个客厅，每间客厅又有五个不同的入口。此外，里面还有二十间卧室，一间台球室，以及一个地下保龄球场。粉红锦缎的室内装饰、真丝的睡衣、亚麻床单、放在银质酒桶里的葡萄酒，以及用于啜饮的金质高脚杯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的“富丽堂皇”

&esp;&esp;再拐过来就是安娜姑妈的妓院了，里面也提供葡萄酒，总共十几个女孩在早餐时喝她们的葡萄酒。那时大约是一点左右，她们围坐在桌旁啜饮她们短暂一天中的地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不必经历白手起家的艰难历程了。尽管这笔钱是来自于下贱的妓院和卖身的妓女，路易叔叔还是借此摇身一变，把自己污秽的过去留在了身后。

&esp;&esp;因而我父亲和叔叔之间的会面总是充满了火药味儿，一个是前途无量的年轻银行职员，一个是致力于工会组织的激进工人，通常他们的会面是以父亲高喊口号，叔叔沉默不语而告终。叔叔惯常以一言不发的方式表现他对父亲言行的蔑视态度，他认为自己根本无须屈尊回答父亲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这一默不做声的反抗方式一向是父亲的专长。父亲除了参与工会活动以外，一直是一个能克制自己脾气的人，就好像是在饥荒年代吃到了一块根本无法下咽的肉却又不得不把它硬咽下去一样。可是对叔叔，父亲总是大吼大叫，发泄自己的怒气。没过多久，他们两个就不再碰面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是生活在两个圈子里的人。

&esp;&esp;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父亲坠入了情网。尽管他没有受过像路易叔叔那样的正规教育，可他开始自学。在工会组织引导他阅读有关历史和经济方面的著述以前，他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也许这就是父亲自负和自卑双重性格的来源所在，所有自学成才的人都有一种不安定的自负情绪。不管怎么说，正是他在纽伯利图书馆里自修课程使他结识了珍妮特诺兰，另一位自修课程却不自负的姑娘。她是一个长着一头红发，体格孱弱的漂亮女孩。实际上，正是由于她不时发作的病症使她不得不从学校退学，开始自学。我一直不清楚她的病症根源究竟在哪儿，后来我逐渐推断出可能是心脏病。她的脆弱体质更加重了父亲对她的爱恋，因为大仲马和狄更斯一直是父亲最喜爱的两个作家。后来，父亲曾向我表白，他一直以为茶花女和三个火枪手同出自于大仲马的笔下，过了许多年他才知道，原来大仲马和小仲马是两个不同的作家。

&esp;&esp;就在珍妮特和父亲决定去法庭公证结婚后不久，父亲就独自一人上了法庭，后来又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工会工作经常使他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一次他是因一起纺织厂的罢工事件而被捕，并被判在布德雷尔监狱关押一个月。

&esp;&esp;布德雷尔监狱是一所人间地狱。在沙石结构的牢房里既没有供暖设备，也没有洗漱设备，只在壁面斑驳的墙角处有一个五加仑大的破桶以及两个土墩儿垒起来的床铺，上面有着破旧的草垫子和比糯米纸还薄的毯子。牢房里充斥着恶臭味，没有水，每天清晨六点钟，囚犯们排着队在公共水池旁用凉水洗漱，另一个囚犯还得把装有秽物的破桶拎到化粪池倒掉，然后再用化学药品刷干净。犯人们每周一次集体沐浴，在经历了一周的石灰坑中的工作以后，这样的一次洗浴是很及时的。父亲在石灰坑中的采石场工作，负责将大块的石灰石凿成小块。

&esp;&esp;父亲习惯了艰苦生活，安娜姑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父亲一直十分健康，他和我体型差不多，身高大约六英尺，体重在七十至八十公斤左右。尽管如此，一个月的监狱生涯还是对他的健康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在他被放出来以后，大约瘦了二十斤左右。监狱的一日三餐十分恶劣，早餐是面包片，午餐是面包和稀汤，晚餐还是面包片和一种古怪的混合物，里面有豌豆和牛肉“粒儿”以及其它一些难以识别的混合物。所有的伙食量都极少，父亲和他的狱友就靠着每天三片面包度日。奇怪的是，父亲总是说那是他吃过的烤得最松脆的面包。由于在采石场工作吸入过量的粉尘，父亲总是咳嗽，不过他始终为自己道义上的胜利引以为傲，深为自己能成为工会“殉道者”而自豪。

&esp;&esp;不过珍妮特并不像父亲那样热衷此道，她也没有看出此事的深远意义所在。她为父亲被从监狱放出来以后的身体状况担心，同时她也不想再忍受为父亲清洗和包扎由罢工纠纷带来的创伤时的忧心冲忡和切肤心痛。在父亲入狱以前，他已经向她求婚了，正式向珍妮特的父母请求他们将女儿嫁给他，珍妮特答应考虑父亲的求婚。现在她说只要父亲答应她一件事，她就会嫁给他。

&esp;&esp;于是父亲离开了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