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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1页)

然而乾隆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ldo;奸臣&rdo;固然并非国家幸事,&ldo;名臣&rdo;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ldo;名臣&rdo;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ldo;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神宗竟尔任其施为,虽童昏不应若是。&rdo;

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名臣言行录》的影响,乾隆特下长诏斥责尹嘉铨的&ldo;名臣论&rdo;。他说,&ldo;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rdo;,&ldo;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rdo;。如果&ldo;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rdo;。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为的皇帝统治下,不应该有为患作乱的奸臣,同时,也不应该有彪炳史册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阴鸷,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来一块冰,热起来一团火。严肃起来,谁也不敢喘气;高兴起来,有时又没大没小。他在李卫的奏折上批过这样的话:&ldo;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rdo;给年羹尧的朱批有这样的话:&ldo;从来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rdo;他对大臣固然以苛刻闻名,但对某些投脾气的人也有热情如火、视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对鄂尔泰和张廷玉。

但乾隆却极重君臣之别,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从来没有与大臣们建立起什么私交。也许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大臣的&ldo;好名&rdo;之习,乾隆和父亲一样向来痛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训斥陕西巡抚陈宏谋:&ldo;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钓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恩再邀宽典也。&rdo;

在打击限制大臣&ldo;好名之习&rdo;方面,乾隆不但学习了父亲制造冤狱的办法,还有所创新。

传统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政治习惯,就是那些政绩卓著的地方官离任后,当地官民往往会通过送万民伞、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纪念。然而乾隆皇帝却通令各省,将各地的去思德政碑&ldo;概行扑毁&rdo;,并严禁为官员建造生祠。在他的严令下,全国各地纷纷将康、雍以来所建祠堂、石碑摧毁,仅云南、山西两省,就近六百座。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铨案审结。在&ldo;妄比大贤,托名讲学,谬多著述,以图欺世盗名,又复妄列名臣,颠倒是非,隐启朋党之渐&rdo;的罪名之外,乾隆还审得尹嘉铨犯有许多其他不可饶恕的&ldo;大罪&rdo;:

尹嘉铨在书中写有&ldo;为帝者师&rdo;四个字。乾隆嘲笑他学习浅陋,让大臣们评论,他&ldo;能为朕师傅否&rdo;?

尹嘉铨自号&ldo;古稀老人&rdo;,&ldo;古稀&rdo;二字典出杜诗&ldo;人生七十古来稀&rdo;。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ldo;古稀天子&rdo;,又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把&ldo;古稀&rdo;垄断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号,被认为是&ldo;僭妄&rdo;。

乾隆十分欣赏明太祖废除相权之举,认为这一划时代的创举,大大提高了君权的稳定性,实在是造福百世万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们把清代的大学士习惯性地称为相国。尹嘉铨在自己的著作中屡称大学士为&ldo;相国&rdo;,乾隆批评说,宰相之名久已废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权柄不移。在朝大学士,作用不过是承旨记录,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学士的襄赞?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ldo;大罪&rdo;,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也就是说,16岁以上的子孙都要杀头,家中的女人们以及16岁以下的子孙要发配为奴。不过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著述或编辑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对此,鲁迅说:&ldo;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lso;销毁&rso;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lso;撤毁&rso;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lso;疏辑&rso;,然而是在&lso;销毁&rso;之列的。&rdo;这项工作牵涉各省,一直进行了半年之久。

不论尹嘉铨是&ldo;真道学&rdo;还是&ldo;假道学&rdo;,本来都不干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时代,他都会安享天年,寿终正寝。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极力扩张君权,虽一时收到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

第七章盛世的崩坍

如果说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一尹壮图的奏折

文字狱的消失和它的兴起一样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国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体陷入了亢奋乃至疯狂状态。他们放下日常工作,昼夜不息地审查着帝国内所有的汉字,而皇帝却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转向了。

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有严重问题。其匾额曰&ldo;豆登常新&rdo;。其对联是&ldo;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rdo;,这类气势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怎么可以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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