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街头的情形一点没比上海好多少,除了没有日本人的枪炮,别的方面都很糟糕。重庆的提存风潮余波未平,加上战火四起,老百姓的恐慌情绪很严重。还有,为了躲避战事跑来内地的人越来越多了,凡是经过车站、码头的路都很拥堵。我们的车在马路上停了很久很久,我听见车窗外的人抱怨什么的都有。没有能落脚的地方,哪怕是狗窝似的房子也敢漫天要价,车票、船票也贵得吓人,留不下来又走不出去,老百姓真的太难太难了……”
杜景堂一下一下抚着她的后背,不由叹道:“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苏傲雪抬起泪眼,充满期待地对他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但丁志阔信里描述的苏区却朝气蓬勃,就像……我跟救亡协会的朋友们交谈的心情,也跟面对其他人时完全不一样。”
是的,丁志阔在信里说过,人的身和心至少要有一样得到满足。在上海的时候,他觉得心灵上的满足有一点,但始终满足不了他的期待。所以那阵子,他也有过短暂的对欲望的沉迷。就像苏傲雪在《欲海两道关》里写的那样,既痛恨都市的纸醉金迷,又控制不住地沉沦于物质享受。
直到去了延安,他才觉得自己的病被治好了。他白天要劳作,晚上要教书,下了课也不急于休息,他还要创作抗战话剧。他从未觉得自己能如此被需要,没有人嘲笑他理想主义的毛病,也不认为书生都是百无一用的。
那里的人相信工农也有文艺细胞,而知识分子也能强健有力。他们还相信男子同样能拿起绣花针,更放心把枪杆子递到女子手中。每个人都不受偏见的拘束,都在尝试各种不可能。当不可能变成了现实,那种精神上的满足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三哥,什么时候跟妈说呢?”苏傲雪小心翼翼地问。
杜景堂回避了她殷切的眼神,推脱道:“家里不是还要为我们办喜事吗?”
苏傲雪难掩焦急地提醒:“可是,佐老师他们已经登船了。”
她也知道自己和杜景堂在去延安这件事上,只达成有朝一日总会去的一致。但她愿意立刻就走,而杜景堂是有牵绊的。毕竟这里不是苏傲雪真正的家,而吕英也不是需要她孝敬的亲生母亲。
让儿媳因为婚姻,就把公婆当成亲生父母孝敬,是很滑稽的事情。哪怕是亲生子女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尽孝,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是互为镜子,父母怎样待幼时的子女,子女就会怎样待老去的父母。而在苏傲雪与吕英中间,没有那面镜子,她只会在越来越长的相处中,产生越来越强烈的逃离情绪。
杜景堂忽然忙了起来,先清理清理台案上的文件,又倒了一杯凉茶。实在无事可找了,才犹犹豫豫地问:“我们……不能晚几天出发吗?”
苏傲雪被他这句话说得涨红了脸,追到他身侧,试图打消他意欲退缩的念头:“虽然国共已经合作了,但延安依然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地方。这一次,我们是跟着慧姐和佐老师,才有了通行证。下一次,当然下一次他们会想办法帮我们办理通行证,可是现在的情况,变数太多了。你也不能保证,错过这一次,一定还有下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