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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象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术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这个首都和以前的胜利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如果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了些什么，他是否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媾和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但是，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战果，仍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失败。如果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利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同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和约，那么拿破仑可能也会遭到类似1812年的惨败。因此，不管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机智，如何聪明，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可以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断言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难道人们就可以认为1812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才是幸运没有起作用?这种看法恐怕是非常勉强的，这种判断恐怕是非常武断的，可能有一半是没有根据的吧!因为沿着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有人能够看到战败的君主的决心。

然而我们更不能说，1812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所以这样说，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命运或者幸运（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当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可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也就是说，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不是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倒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不得不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似乎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感到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但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令人不快，这是由于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其他方面没有损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因此，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考虑过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说明了。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使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

凡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判断。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这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同人的意志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如果是恐惧或勇气左右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找不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的工具，即批判时使用的语言进行一些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以前应该作的思考是干样的。因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它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使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已经说过，理论不应该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该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如果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需要也不允许象几何学那样使用补助线，如果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