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着那些坐上了船的难民现在向那个曾经被保证是安全的西部驶去。但是那些即使到达了德国西部的难民们又将面临新的困境。如果他们的祷告被上帝听到的话,那恐怕天堂也会为他们提前打开来缩短他们的苦难的,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在那些难民沉沉睡着的时候,他们的苦难才暂时减少了一些。
随着隆冬的到来,气温已经降到了摄氏零下20度左右,这加剧了难民逃亡的苦难,同时也导致了更多伤员的死亡。
一大群人在一个大楼面前涌动了起来。从大楼里飘出来一股稀粥淡淡的香味,潮水一般的人们此刻已经将那里挤得水泄不通,并不断地跺着脚取暖。他们跺在石板上的脚步声听起来就像是一阵阵沉闷的鼓点。那些失去了父母的小孩是这里最可怜的。许多这样的儿童在逃亡的路上死去了,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喊着自己的妈妈了,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些小孩子还没有到懂事的年纪,他们脸上的泪水已经结成了一串串的冰珠,他们的样子是这场战争里我看到过的最凄惨的景象之一。我们试图将他们聚拢在煮稀粥的大锅边,这样他们能够感到一些温暖。我们试图询问这些孩子的情况,但是他们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看着我们。
一个金属制的大大的十字架正竖立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十字架上结满了白霜,看起来像一支巨大的剑。一群人此刻已经聚拢在了十字架旁边聆听着牧师的布道和鼓励。
现在严寒已经把附近的大沼泽地冻住了,那些计划进入到皮洛的渡船因此遇到了不少的麻烦。但是现在几十万的难民们正在步行通过这片封冻的沼泽地最终到达但泽港。人们也从海林根贝尔的包围圈中通过封冻的沼泽地向但泽港走去。他们逃亡的路上充满了各种艰险。俄国轰炸机试图用一连串的炸弹让沼泽上的冰面破碎,它们常常得手。那些私人汽车和其他一些交通工具在裂开的薄冰里沉到了水底。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住汹涌的难民潮,那些难民已经准备好了经受这些艰难。由于苏军在这个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大量在皮洛的难民此刻都选择了这一条天赐的逃亡之路。苏军的飞机每天都从皮洛上空飞过,看样子科涅斯堡的防守已经崩溃了。
随着皮洛的撤离工作渐渐减少,我们计划撤离一切不需要留在皮洛的人员。皮洛离科涅斯堡大约有20公里。在克朗兹的前线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我们不久后就会在这里面对苏军的先头部队了。
我们现在属于一支临时整编起来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士兵都是来自一些被打散或是被消灭的德军部队的残余人员。没有人知道大德意志师在哪里,但是我们依旧戴着自己所属部队的徽章。在我周围还有一些熟悉的面孔。沃勒斯上尉的右手包在一堆脏兮兮的纱布里面,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两个手指。我们的神父费汉姆、施莱塞和林德伯格,还有我们的司务长格兰德斯克,他已经早就把自己随身带着的行军锅换成了现在手中拿着的冲锋枪。
这里面还有我永远也不会忘掉的好朋友霍尔斯。其他还有几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大德意志师的战友。这就是我们师在这里的所有人。我们师是不是已经被撤销了呢?看起来还没有。一个军官此时向我们致敬并要求我们立正,我们有些惊讶地看着这个有着冷峻面容的少校。
我们过去无数次对于这些部队上的繁文缛节感到恼火,但此时,这些军礼和命令让我们大家都感到了说不出来的温暖。这些命令让我们想到自己还是一个活着的人,生活依然没有完全离开我们。对于已经习惯了活在现在的我们而言,这样的感受几乎有些奢侈。少校向我们讲话,少校的讲话让我们知道了自己肩上的重担,我们这些士兵都必须要面对这里可能发生的一切危急情况。
这个穿着整齐的少校正试图在这个席卷全德国的灾难中恢复一些正常的秩序。虽然他知道德国已经战败了,但是他依然决心坚持到最后。他告诉大家我们将马上撤退,我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要跨越这片大沼泽地向但泽走去,我们师的一部分士兵已经到了那里。此时少校用一种温和的口气告诉我们说我们将要和那里的部队会合参加进一步的行动。他并没有安慰说我们前面的局势会好起来。现在,各处的局势都已经到了最恶劣和最糟糕的地步了,每个人都无法回避这样的局面。少校现在向我们敬了礼,接着他向另外一批部队走去了。
我们开始出发了。狂风把冻得严严实实的沼泽地上的积雪吹得到处都是。在前面我们可以听到远方海浪的声音,我们后面依旧传来隆隆的炮声。
到了晚上,我们到了一片叫做奈尔荣的沼泽地,并看到了我们在那里的防空掩体,那些防空掩体几乎都被周围高高的杂草所掩盖了,杂草上积着厚厚的雪。我在那里摔了一跤并把自己的脚给拧了。我们必须在这片沼泽地里走上60多公里,虽然脚受了伤,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走完这一段路。
我找到了一个破笤帚做我的拐杖。这里有无数的伤员或是已经倒下死去的人,和他们相比,我现在的脚伤简直不值一提。我们在沼泽地里慢慢地走着。我们在一只倒扣下来的船的下面休息了几个小时。我们不是唯一使用这只船的人,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有一批难民睡在里面了。我此刻把自己的头靠在霍尔斯的肩膀上试图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