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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真正的英雄（第1页）

耐心战胜一切。

——苏格兰谚语

此世之责任心，即来生得救之路。

——费维希哲人

不为自己活着，才能为他人死去。

——圣保罗

古时候，美德和勇敢是同义词。勇敢，在罗马人看来，就是财富和价值。它意味着力量和魄力，可用来达到高贵的目的。谁最重视于其伙伴，并拔高、解救他们，谁就是最勇敢的人。

毋庸置疑，还有一种内在的勇敢，它表现为良心、忠诚、忘我、自我牺牲、敢于在这个无耻的世界面前举止得体。它最大的特征是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忍耐和热情，乃是价值的两个灵魂，它们才是真正的勇敢。

最高贵的勇敢并不只属于战场上。在战刀飞舞、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男人们激昂高涨、无所畏惧，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一切荣耀皆属于他们！

女人，似乎天生就是忍耐和克制的代名词。她们的忍耐力，丝毫不比男人逊色。在充满血腥的战争故事里，有的女人女扮男装，跟着她的爱人一起奔赴战场、出生入死；看着爱人倒下，拼死守卫他们的尸体。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故事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了。其实，世上有多少这样的战士呀！她们与生存的命运抗争，为自己的地位奋斗，却从来没有成功；她们在饥饿贫穷中挣扎，在打击和羞辱中苦斗；一切是那样的渺茫和绝望，但她们何尝有所畏惧！

基督教英雄的英勇行为，与战斗英雄有所不同。其活动方式，不在于侵略和斗争，而是忍受和自我牺牲。没有鲜花戴在他们的胸口，没有旗帜飘扬在他们的头上。当他们像司空见惯的那样在履行职责中倒下时，没有得到国家的桂冠，也没有获得假惺惺的哀哭，得到的只是悄悄滴落在他们坟头上的几滴眼泪。

人生在世，并非为了声誉和荣耀，抑或为了功勋卓著，而是为了某种比世界所能给予人的更高贵、更伟大的东西。杰勒米·泰勒（1613—1667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教士，以所著《圣洁生活的规则和习尚》《圣洁死亡的规则和习尚》而闻名）曾说：“人生虽然短暂，而永恒正是在短暂中求得。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有许多敌人等待征服，有许多邪恶等待驱除；我们必须克服许多险恶，也必须摆脱许多困境；太多的要求期待我们去满足，也有太多的善事期待我们去完成。”

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真谛。最善的人，从来都不会是一个自私者。把自己给予别人，而从未考虑过声誉和光荣，在履行职责的良知中他们寻求到了最好的报酬。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令。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至少对于那些生活富足或碌碌无为的人来说是如此。

世上，在偶然的事情面前，我们并不仅仅只是理解；生活中，每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我们明白它的同时应该考虑到其延伸的影响。即使是不幸，它也通常是人是否高贵的最可信的试金石。一首最有名的德国诗歌这样说：“一个没有含泪啃过面包的人，一个没有在悲痛的夜晚哭泣过的人，是不懂得上苍之伟大的。”不幸之事，也许仅仅是为了试探和确证我们。在这样的考验时刻，如果立场坚定，心灵将因此镇定自如，从而使一心一意履行自己职责的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对于一切悉心向善的人，机遇都是同等的。最执着的精神往往能通达别人的心灵，耐心和容忍能够战胜一切。多少男人，同样有多少女人，甘愿在默默无闻中死去。他们警醒自己要关注穷人；他们照料患病者，与病人共苦，甚至染上了病人的疾病而死亡。由于他们的劳苦和仁慈，多少生命从此得到了安宁！爱就是他们的一切报酬。天生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人所做出的牺牲，永远是神圣的。

克利特哲学家和诗人阿皮门尼德被人请到雅典去扑灭瘟疫。他四处奔波，坚持不懈地与瘟疫搏斗，并且拒绝了一切报酬，除了雅典他所居住的地方——格诺修斯——的人们对他的善意。

古时候，瘟疫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人们对它避之唯恐不及，互相之间也是猜疑恐惧。因而，受瘟疫侵袭的人常常在孤苦伶仃中死去。于是那些高贵的、仁慈的人们挺身而出，献身于驱除这种疾病。大约300年前，米兰（意大利北部一城市）爆发了一场瘟疫。大主教查理·波罗迈欧红衣主教那时候（1576年）正在罗底逗留，他闻讯立即赶往受灾地区。牧师们劝他留在当地，等到瘟疫自行消退之后再去。他回答说：“不！一位牧人，他的责任就是把生命献给他的羊群，怎么能够在危难之时却弃它们于不顾呢？”

“是的，”他们回答说，“守卫在它们身边，是一项高贵的事业。”

“那么，从事高贵的事业不也是牧师的责任吗？”

于是，他赶到了米兰。

瘟疫持续了大约4个月。在这期间，红衣主教亲自访问了那些病人。在病人的家里、在医院里、在任何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探视他们，给他们食物、药品，他们临终时为他们主持最后的祈祷仪式。他的所作所为深深感染了他的牧师们，随之，他们也步他的后尘，全心全意献身于自己的人民。直到最后一个患者康复，仁慈的红衣主教才回去尽他的主教责任。

红衣主教在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深思。他是第一个创办为穷人的孩子提供读书机会的“主日学校”的人之一。“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任何一件善事都可以在这一天里做。正如在平常日一样，星期日下午，红衣主教从大街上把孩子们叫到米兰教堂里，教他们读书写字。孩子们带着自己抄的书，带着石板，来听他的教诲。在他的教士协助下，这所学校日渐兴盛。300年过去了，波罗迈欧红衣主教的“主日学校”仍然继续存在着。1879年春天，笔者看到孩子们集合在教堂里，拿着石板和书籍，正在他们的“主日学校”里接受教育。

红衣主教把他的税贡收入全部花在建学校、做善事上。在他生活的时代，贫穷是非常普遍的，因而他想方设法给予消除。他与自己的同道一起，努力支持僧侣改革，特别是庙宇制度的改革。他引领那些由于行为放荡而臭名昭著的尤密利塔提人进入到全新的生活境界，虽然这些人认为红衣主教在大教堂里教穷人的孩子读书，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丑行而已。他们认为红衣主教亵渎了安息日、玷污了神圣的处所，也是僧侣制度的破坏者。（注：一位美国作者写道：“今天，如果有谁还试图以这种包揽孩子全部生活的大型方式推行‘主日学校’教育，他得到的只有谴责。例如，让他试一试用他那些健康安全的藏书，去抵挡汹涌而来的有害书籍的侵袭，或者让他在他的学校设立一个职业委员会，来压制学生的动荡不定，那么，一切捍卫安息日的人、所有提倡只读圣经的人，都会立刻抬头。因为，伪君子是不会希望有任何人君临于上帝之上的。他作为上帝的骨肉兄弟，难道不希望那些碍手碍脚的人全部死光灭尽？”）他的“主日学校”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发明”。于是，他们雇了一位杀手，企图把红衣主教杀害在圣坛上。当唱诗班正唱着圣歌“别让你的心灵困惑，也别让它忧惧”时，刺客向红衣主教发射了一发火绳钩枪子弹。子弹打中他的后背，但主教穿的柔软而结实的外衣把它挡住了，子弹掉在地上。红衣主教勇敢而镇定。当周围所有的人都惊惶失措时，他自己反而仍然安静地在祈祷着。

还是回到瘟疫这个话题吧。哪儿的人们缺衣少食、健康状况极度恶化，这种疾病就会不请而至。伦敦就是一个典型的可怕的例子。它的街道狭窄、肮脏，通风性能极差，下水道也不畅通。伦敦最近一次瘟疫爆发于1665年，它夺去了10万人的生命，使得城市的人口锐减到不足现在的六分之一。它还从伦敦蔓延到周围乡村。虽然无数的人们逃离了疾病区，但仍然传颂着许多高贵的自我献身的例子。约克郡的莫顿主教就是这些人之一。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他的眼里只有他的人民。由他建立的一所收容穷人的庇护所或医院，把病人从他们那阴暗的房子里解救出来，加以细心的看护。虽然寻找服务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但主教一直坚持不懈。像战士一样，他时刻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穷人们没有粮食了，他跑到自己的乡下农场里，把一包包的粮食驮在马上，送到他们身边。他不让仆人去冒本来应该是自己冒的险，也不让自己的马匹奔波不停。在自己家里，他没有另外开一扇专供自己出入的门，以便使自己与农场里的人们区别开来。这样一来，瘟疫就被限制在约克郡以内。主教是一个忘我、慷慨、善良的人，他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事业，用于乐善好施，用于奖励一切有功绩的人。他的一生是虔诚的一生，是充满基督教善行的一生。

在伦敦，包括西顿汉姆在内的许多医生都逃离了，但仍然有一些忘我的人留了下来。在这些人中，霍基斯就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懈地照看着病人。他的忘我工作，除了人们的衷心赞誉以外，没有获得任何报酬。后来，他的生活状况愈来愈差，并由于债务而被投进了卢格特监狱，1688年死于狱中，死后留下了对最近一次瘟疫起因的最好说明。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的，疾病从伦敦蔓延到了乡村。人们遥指着许多偏僻的地方，会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是他们埋葬了瘟疫。”例如，在德贝郡埃亚姆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一位理发师收到了伦敦寄来的一包衣服。当他把衣服在火上烘干时，人们发现他染上了伦敦的瘟疫，并于4个月之后死去。疾病蔓延开来。当地仅有的350名居民，准备逃离这个村子，但这种打算被当地修道院院长威廉·莫鲍逊的英勇行为给阻止了。他警告人们，如果他们逃离，将会把疾病传播得到处都是。于是，人们留下来了。莫鲍逊把自己的孩子送走，并打算把瘦弱的妻子也送走，但她还是坚持留在了自己丈夫的身边。

莫鲍逊博士决定把村子隔离，这样瘟疫就不会蔓延到周围地区了。德文希尔伯爵则倾其所有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包括食物、药品和其他必需品。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共处一所教堂里做弥撒，莫鲍逊博士在露天场地举行宗教仪式。他选取了一块石头作为讲台，把人们安排在绿色斜坡的两边，使他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可怕的瘟疫持续了7个月，来听弥撒的人群越来越少。院长和他的妻子坚定不移地活动在病人中间，照顾他们、护理他们、喂养他们。终于，妻子染上了瘟疫，加上她的体质弱，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在她的葬礼上，院长站在她的坟头，像往常为许多教区居民所做的祈祷那样，他声音哽塞：“愿死者安睡在上帝身边，她的灵魂永存。生者生还，是因为死者的劳苦！”院长早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他还是凭着希望顽强地活下来了。瘟疫夺去了五分之四居民的生命，人们把他们埋葬在村子上头的石南山坡上。“老实说，”院长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村子变成了一块坟地，一座地狱。……我探视了教区内的76个家庭，它们中死去了295人！”莫鲍逊博士寿终正寝，他拒绝了林肯教区教长的席位，而宁愿留在他的教区居民中间，靠着亲爱的妻子的坟墓，直到1708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