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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1页）

他们&ldo;最高三人团&rdo;都负有责任，尽管程度略有不同。他们必须在反败为胜的情况下，才能重建威望。

可是，也许和期望胜利的意愿相反，后面的征程会比目前更糟！

从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远征中，周恩来很容易看到这次远征的危险。本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激流险滩和暗礁！要越过这些艰难险阻，达到胜利的彼岸，这就要求这支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去完成看来难以完成的任务，去承受难以想象的牺牲，使人类的求解放求生存在欲望发挥到最大限度，提高到崇高的境界！

历史上有多少脱离后方的远征是胜利的？不可一世的风云英杰拿破仑1812年的远征莫斯科，失败得多惨？

那么，在&ldo;最高三人团&rdo;中，谁能够统帅这支大军走向胜利？在周恩来看来，博古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是一个小的战斗决策，他也是依靠李德。

那么，李德行不行呢？显然也不行，他虽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虽然有街垒战的实践经验，也有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得到的军事理论和知识。但却缺乏驾驭大兵团作战的把握全局的那种能力。

广昌战役，李德的内在的眼力就失灵了。他那种认识事物的程序的连贯性被四个因素破坏了：一个来自敌方，一个来自国际，一个来自内部，一个来自自己。

将帅五德：&ldo;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rdo;谁能具备这些德能？谁在历次战役中，显露过过人的才智与胆魄？

周恩来的审视的目光落在了毛泽东身上，他了解他。

资水河边传来欢快的歌声。这是宣传鼓动队在教唱：

我们人人心中有一团火，

要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我们的胜利有把握，

杀敌立功莫错过：

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

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周恩来心头涌起一阵酸楚。

在红军的中高层干部中，这些欢快的歌声并没有引起心灵的振奋，而是血战后的思考：这种思考，各自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

像周恩来这样，从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未来的更换统帅上着眼的人并不很多，这样想的无非是中央队里的王稼祥、洛甫、徐特立等人。徐特立跟周恩来一样，是来自对毛泽东的了解，而王稼祥和洛甫，则是来自毛泽东直接对他们的影响。

李德和博古的目光，却注视着这次严重挫折的客观原因和它可能引起的后果。

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难找，那就是后人所说的那顶沉重的轿子。

&ldo;兵贵神速&rdo;，这是班排连长都懂得的起码的军事常识。西征路上集中了红军所有的精英：战略家、军事家、谋略家，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德到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叶剑英，怎么没有能够防患于未然？

也许后人会说：那是当时的&ldo;左&rdo;倾路线的执行者们拒不听从正确的意见。

那么，当时轿子是怎么抬起来的？是谁让抬起来的？谁提过不能抬轿子的意见？谁拒绝这个意见而一定要抬轿子？抬轿子或不抬轿子在这样一个军事行为上，就一定体现了执行左倾右倾或是不左不右的路线吗？今天打了胜仗归之于正确路线，若是明天又打了个败仗呢？是不是把路线斗争庸俗化了？

如果一切败仗都是错误路线指导下的结果。那么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在1933年春粉碎川军三路围攻之后，又相继粉碎了川军20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两万多人，红军发展到8万多人。是不是他在王明的&ldo;左&rdo;倾路线统治下又执行了正确路线？那么，在遵义会议之后，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土城又打了败仗怎么说？

也许历史结论的随意性就在这里，看最后的解释权落在谁手。1959年的庐山会议既可以把左说成右，10年浩劫，也可以解释成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甚至七八年就应该再来一次，而且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

这就应了中国那句极富哲理的俗话：公公婆婆吵架，自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悲的是历史不给他们平等的辩论机会，人们只能听到一个原告者或是当家人的声音，缺席审判，自然也就成了一面之词，历史原案也就这么暂时定了，当然也只能是暂时。物质不灭，真情难死，当人们从蒙昧中历尽磨难苏醒过来，重新思索、重新认识、重新审理、重新反思，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历史的画页再翻回湘江两岸。

那么，使西征大军遭受大难的这顶轿子是怎么样的一顶轿子呢？它有多么沉重？

从中央苏区出发时，仅就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就有1万4千多人，还有两千多副挑子和担架，另外是大批的驮骡驮马。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关和后方人员，既是这次战略转移的沉重负担，又是绝对不能丢弃的领导核心。

他们的行进方式必然有前锋后卫和两翼的掩护，这支庞大的机关被保护在50多公里长的狭长的甬道里，缓缓地按部就班地向着湘江前移。

部队为保护任务框死了，完全失去了战场的机动性和主动权。像前后左右四个轿夫那样抬着轿子去应付敌人的围追堵截。

这种状态只要有起码的军事常识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后来人们指责部队有逃跑避战思想。可是抬着轿子去攻击敌人怎么可能？要攻击，那就必须摔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