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年后行里都进行人事调整,上次为争副行长,戴股长和李股长已用了各种手段,估计能登上副行长宝座的非其中之一莫属,可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市行直接调了个费行长过来做副行长,让两个股长的期望都落了空。
也怪他们运气不好,以前县行掌行长就可以考察、提拔副科级干部,只需按规定的程序到市行报批即可,现在改革,副科级以上干部属高管,提拔权已收到市行党委,而且市行副行长只有提名权,决定权名义上在市行党委,实际上在张行长。
费行长提拔前是市行机关的普通科员,他老婆姓施,是市中的数学老师,正好新来的张行长将刚上高一的女儿从省城转到市中读书,想请个数学老师替女儿补科,恰巧找到施老师这个合适人选。费科员有此机遇哪能放过,让老婆退掉所有家教的学生,每天候在张行长住处对其女儿进行一对一辅导,一学期下来成绩斐然,费科员一分钱不花就被派到黄海县来做副行长。可怜戴股长和李股长,拼命往市行跑,花了多少财力物力,却只能靠上副行长的关系,想投张行长的关系得往省里跑,超出了两个人的能量,所以没能当上行长。
办公室江主任年底才到退居二线年龄,但由于在上次的聚餐会上说了不讲政治的话,向普通职工透露了不该透露的奖金总额,遭人向掌行长打小报告,结果提前到工会去做副主席,理由是以前的老蔡行长在工会主席位上已光荣退休,工会不可一日无人;刘向红被提拔为办公室主任;嵇红从三产公司调信用卡部当负责人。
据说张行长是由省行派下来镀金的女干部,所以在全市D行系统威信极高,她只说过句要尊重妇女,各县行都开始培养女性干部,提拔年轻的女干部便成了时髦,因此刘向红和嵇红都能言正名顺地得到发展;张行长和手下赴宴时常饮黄酒,引得全市科级干部掀起了弃白酒饮黄酒的热潮;一直辐射到股级干部也效仿。不过这些都是传闻,韩红星目睹过张行长到营业部视察:停到门口的是一个车队,先进到营业厅的是两架摄像机,一左一右摄向门口,接着是张行长跨进来,然后才是鱼贯而入的一干随从,有二、三十个,是市行的部门领导及各县行一把手,掌行长只有资格间杂其间。不一会儿,行里的两台摄像机也紧急出动,变成四台摄像机围着张行长转,此时掌行长才有资格以东道主的身份站在侧位向领导汇报情况。
韩红星站在储蓄柜上偷眼观察,让掌行长折腰的也就是个四十出头的妇女,看她那形象如果在大街上遇到,根本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能让那么多的科级以上干部围着她转。事后大家热议各种细节,韩红星提出的话题是想不通已当上行长的干部们,为什么还那么卑躬屈膝?这个话题引来班上人一阵洗脑:就别说分到好位子能捞得更多、贪得更多,单在科级干部的位上多干一年就十几万,有些岗位的领导吃喝嫖赌抽还都报销,这十几万说出口容易,可让你个每月伍佰元工资的小职工再去养活一家人,你自己去算要多少辈子才能攒下这些人一年的收入?所以,为保住位子卑躬屈膝才算老几!在拼行长的路途上,只有恨自家女人拿不出手的,换着是你如果能做行长,会舍不得送老婆给人家睡?最多当到行长后再多睡别家女人补偿!所以才有现在伤风败俗之风盛行,整个社会都笑贫不笑娼。从普通职工到行长这个人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进阶,都能有天大的待遇差别,哪怪现在老百姓的心态都由君子固穷变成君子忌穷,由笑娼变成羡娼,为能升官发财,每个家庭的心态都浮躁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哪能复存!
回家去将洗脑的话与王书玲说,然后感慨道:
“唉!自家女人丑,要不送出去拼行长当,也落得个荣华富贵。”
“谁叫你当初看走眼,讨个丑女人回家做老婆。”王书玲的口气是不认同。
“当初二十出头还漂亮,现在三十出头老喽!”韩红星唏嘘岁月的流逝。
“人家都说我比你们行里王美女漂亮得多,就你嫌我丑。”王书玲不服,并拿出话来证明自己受关注:“上次在街上碰到掌行长,偏叫我跟他顺车。”
“你上车了?”韩红星听到出紧张。
“看你那紧张的样!就是跟他顺车又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我怎可能!”
“凭什么骗我老婆上车?再见到他就砍!”韩红星又发狠。
“听你说‘砍人’就烦!凭什么人家顺车带你就砍?就你家个丑八婆,人家给面子才肯睡,你应该感到荣幸,正好在枕头边替你要个好岗位。”王书玲故意挑逗对方。
“你敢!情愿一辈子在柜面,再不许你犯贱,任何人勾引你莫理他,听见没?”韩红星再次强调纪律。
“真若犯贱还跟你过这穷日子?再不信任人就跟你翻脸!”
来了费行长,让李股长和戴股长暂时隐去了行长梦,两个人没争出个胜负反让掌行长好交代。以后的日子还长,因此,李股长仍坚持不懈地请掌行长到家里喝酒、打牌。
改革让戴股长的角色变得微妙:从级别来论他仍是个股级,但全行所有的财务收支尽在其手,每笔财务支出只要有他和行长的签名便合理合法,形成的结果是除了行长和财务股长,无人能晓上级行拨了多少工资、奖金、费用,这些工资、奖金、费用又是如何支配的,这种改革让戴股长成了行里实际上的二把手。
韩红星不懂财务方面的法规、制度,但就每月一次在工资发放表上签字,便能看出世道的变迁:刚工作时柜面人员有出纳补助,原因是摸钱辛苦且有风险,因为是出纳补助,只有柜面人员享受到,领导当时也靠每个月工资过日子,收入也低,但却不敢享受这个待遇。
后来改革了,出纳补助被改成岗位补助,既然是岗位补助,则每个岗位的人都能享受到,这个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改革了,一个员工对单位的贡献度已不是以辛苦程度论,而是以身份论,身份越高的人贡献度就越高,结果摸钱的人能拿到的补助最少,行长拿到的最多;以前卖债券、奖券的专项手续费只有参与销售的人员有资格分配,后来带着领导一起分,现在已变成销售人员没资格分配,是领导管理有方,所以只由领导们分;误餐补助刚开始只有真误餐的职工有,后来全行人都有,现在变成待遇,只有领导有,真正误餐的职工也不再有资格有;特别是车贴,掌行长每个月享受一千多元的待遇,理论上是补助他自己花钱乘公交车上下班,可事实上连在高中读书的儿子都享受专车接送的待遇;每次职工大会行长总动员大家多吸储多做贡献多挣考核工资,可按要求完成任务后,职工们仍拿每个月几百元的工资,根本无从知晓多挣的考核工资哪里去了。
不指望靠几百元的工资能过上好日子,王书玲总嚷着要找个事做,韩红星便动起脑筋,能想到的方法是租个小门面做生意,先不考虑本钱从哪来,也不考虑D行有规定,职工参与做生意一律开除,只去考察什么生意适合自家做。
踏着自行车大街小巷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开门市做生意要么靠技术含量,要么靠本钱,没有这两样,就只能做赚个劳力钱的小生意,优点是投资小技术含量低,但现在大家都下岗,都做这些小生意,已形成了市场饱和。
出路在于找准经验项目,对于既没本钱也没生意经的韩红星来说,最期望的是找个投资小、能赚钱、市场竞争小的冷门生意做。不过怎可能找出这么个生意来?只能靠平时多关察、多发现。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到市行去培训时,韩红星抽出时间来满大街跑,突然发现个经营保健品的小门市,里面卖的是各种从没看过的性用品,在黄海镇里从没见过做这种生意的,心想这个就是冷门,看规模要不了多少本钱,可能利润也高。也不好意思久看,更不好意思谈价钱,按货柜上标价掏出一百多元,买个假器具就走,计划是带个样品回家,商量看这门生意能不能做。
“我不好意思卖这种东西,见个熟人还羞死!”王书玲见说要经营这个项目坚决反对。
“还有破货不好意思做的事?那就雇个营业员。”韩红星说出自己的设想。
“那也不行,亲朋好友问做的是什么生意你怎答?被可儿看到这些东西如何是好?还有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哪有人买?”王书玲问出一连串问题。
“是好东西就有人买,先让我试试看这乌七八糟的东西好不好。”韩红星说话间按倒对方,将买回的东西派上用场,边试用边问:“东西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