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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二

中共党内的&ldo;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do;，是促使瞿秋白和韦君宜这类知识分子对&ldo;革命&rdo;进行反思的直接原因。怀着满腔热忱和忠贞投身&ldo;革命&rdo;，却被怀疑、被歧视、被残酷地凌辱和无情地打击，最终使他们不由得生出&ldo;早知如此，何必当初&rdo;的悔恨。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队逮捕，1935年6月18日被杀害。5月17日，知道自己死期将至的瞿秋白，开始写《多余的话》，5月22日完成。&ldo;文革&rdo;期间，瞿秋白因为这篇《多余的话》而被认定为&ldo;叛徒&rdo;，自己的墓和常州母亲的墓都被砸。&ldo;文革&rdo;后，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了&ldo;名誉&rdo;，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视作&ldo;叛徒的自白书&rdo;者，似乎已没有了，但对《多余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却仍难有一致的看法。林勃的《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2），对&ldo;文革&rdo;后关于《多余的话》的不同看法做了评介。从林文中可知，对《多余的话》大体有以下几种理解。

两代&ldo;革命知识分子&rdo;对&ldo;革命&rdo;的反思之一（2）

一、从勇于自我解剖的角度，基本肯定《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认为《多余的话》是一个共产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做出的严酷的反省和批判，因而也表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这种观点也将《多余的话》视作反思之作，但反思的对象是作者自身。最早表达这种理解的是陈铁健发表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上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陈文指出：&ldo;《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rdo;陈文是首先对《多余的话》做出基本肯定者。该文发表后，引起了茅盾、丁玲等人的共鸣。丁玲在完稿于1980年1月2日的长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ldo;最近，我又重读了《多余的话》，并且读了《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陈铁健同志写的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这篇文章对秋白一生的功绩、对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比较全面，也比较公正。&rdo;又说：&ldo;他（瞿秋白）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地、尽心地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一个大勇者吗？！我们看见过去有的人在生前尽量为自己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打击别人，歪曲历史，很少有像秋白这样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的。&rdo;

二、从&ldo;正统&rdo;的&ldo;革命立场&rdo;出发，基本否定《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虽不再明确地认定《多余的话》为&ldo;叛徒的自白书&rdo;，但却强调《多余的话》是过于消沉灰暗的、是并不值得肯定的，作为&ldo;革命者&rdo;的瞿秋白，以这样的文字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很不应该的。这种观点最初是在反驳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一文时出现。例如，王亚朴发表于《上海师院学报》1979年第二期的《怎样看待〈多余的话〉》指出：&ldo;《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同志在特殊情况下给自己勾划了这样一幅政治形象，过去的历史：&lso;一场误会，一场噩梦&rso;；现在的状况：&lso;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rso;；将来的打算：&lso;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rso;，这既不是自我解剖画像，也没有&lso;令人夺目的光辉&rso;，假若硬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说这是自我解剖，那真是&lso;罕见&rso;的了。&rdo;再如，刘炼发表于《历史教学》1980年第一期的《瞿秋白评述》一文，也认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作了&ldo;许多过火的不实事求是的&lso;自我批判&rso;，把自己革命一生全部否定了。&rdo;&ldo;在敌人狱中作这样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rdo;林勃在《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中指出，对陈铁健文章最鲜明完整的反对意见，是王维礼、杜文君两位论者发表的。他们针对陈文&ldo;光辉是主要的&rdo;、&ldo;自我解剖&rdo;等观点，先后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吉林日报》（1979年11月17日）等报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的&ldo;基本结论&rdo;是：&ldo;《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是错误的，是瞿秋白历史上一大污点，是不足为训的。&rdo;虽&ldo;不是投降变节的自白书&rdo;，但却是&ldo;革命同志所犯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rdo;，&ldo;《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出瞿秋白同志思想上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rdo;&ldo;反映出瞿秋白同志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与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rdo;因为时势的不同，这类论者虽不再明确认定《多余的话》意味着瞿秋白对&ldo;革命&rdo;的&ldo;背叛&rdo;，但从他们的某些论断中，却不难逻辑地得出瞿秋白最终&ldo;背叛&rdo;了&ldo;革命&rdo;的结论。

三、从政治反思的角度，高度肯定和称颂《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认为，《多余的话》其实有着显性和隐性两个文本。显性文本表现出的是瞿秋白严厉的自我清算、自我谴责、自我批判，而隐性文本则表现的是对王明路线的憎恶、反思和声讨。换言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那口口声声对自己的责骂，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实际上他要责骂的是王明一伙的罪恶，是中共党内的&ldo;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do;。《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的作者林勃，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ldo;------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rdo;&ldo;------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rdo;------林勃在《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中，引述了瞿秋白的这些话后，指出：&ldo;这里，&lso;十足的市侩&rso;、&lso;最坏的党员&rso;、&lso;早就值得开除&rso;等严厉谴责都出现了；而内容则更显蹊跷、重大。十分清楚，&lso;厌倦政治&rso;的秋白同志正是在谈王明路线，正是在谈当时党内最大的政治：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正是米夫‐‐王明篡权上台的时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正是王明中央；&lso;政治思想&rso;、&lso;政治问题&rso;、&lso;理论政策&rso;、&lso;不同政见&rso;‐‐统而言之，正是王明的政治路线！&rdo;而瞿秋白的这些关于自己的话&ldo;固然是自我谴责，但是，谁也不难看出：谴责自己未坚持与王明中央的&lso;不同政见&rso;，自然更是反对王明中央的政见；痛斥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屈从，当然更痛斥王明路线本身；否定对自己的否定，实际就是对自己重新肯定，这自然同样意味着反对王明路线和王明中央------&rdo;&ldo;所以，揭露王明路线这一点就集中了这所有自我谴责的主要含义。&rdo;林勃的结论是：&ldo;揭露王明路线‐‐这是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主旨。&rdo;&ldo;《多余的话》实质是瞿秋白同志在敌人狱中采用曲折形式和暗示手法，写给自己同志和我们后人的总结当时革命经验教训、揭露王明路线的最后遗言，是他的最后斗争。&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