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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0章 簪花党碑（第2页）

即使是权势如同蔡京，也是一个样子！

所以，既然他已经成功地接近、并获得了当今新天子的初步信任。在接下来的余生中，他唯一可以参照并围绕的中心，便就只是赵佶了。

再来看心满意足的赵佶。

当初他想要做皇帝最大的动力就是：皇帝有花不完的财富与金钱。

而在他即位之初，还来不及等到新任入内省都都知童贯回来，就令杨戬带着他巡视检阅了一趟已经丰足无比的内藏库库藏。

前面说过，内藏库原本是太祖皇帝设定的封桩库，意思用这里单独存下来的钱，要么去向北辽赎买幽云十八州，要么用这笔去犒赏打回来这些地方的将领。只是到了太宗皇帝时改名为内藏库，之后便慢慢变成了皇帝的私人金库。

可惜，当朝廷缺钱之时，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库藏的。从仁宗开始，财政吃紧，大臣们天天哭穷说没钱，仁宗又是个软心肠，大臣们一哭他就给钱，直到神宗即位时，内藏库基本上就空了。

还是亏了王安石变法，内藏库里又重新有了钱，再加上哲宗的绍圣绍述，秦刚为他进行的南洋开边，今天的内藏库，不仅完全可以支撑得起灭了西夏、打回幽州。甚至在当时的大管家梁从政都表示过，这是一笔两三百年都花不完的巨大财富。

看得心满意足的赵佶却没高兴过几天，就被朝廷上下、纷至沓来的种种开支申请搅动得坐立不安。

这也难怪，如今的朝廷也算是一个多事之秋：

前任哲宗皇帝的丧葬大事简单不了，要多花钱；自己的登基大典一定不能敷衍，得多花钱；转而便是向太后的丧葬大事一样重要，还得多花钱；

旧臣老臣虽然看着他们没什么用，但是让他们闭嘴安份，也得要给他们赏赐花钱；宗室子弟还有自己的一些皇兄皇弟都得安抚，种种赏赐封号也得要花钱；那么多新晋心腹跟着自己出生入死，这时必须兑现奖赏，那更是少不了要花钱；做了皇帝身边的女人可不能缺少，得赶紧晋选美人婕妤册封妃嫔们，又要各种地花钱……

还不消说吏部不断上报的官俸开支、枢密院递交的军饷发放、工部屡屡申报治河水利不可再拖延的开支、礼部不断接待北辽西夏过来恭贺即位的使者接待费用……

刚刚坐上龙椅的赵佶就发现：这个皇帝还真不是太好做，照着眼前这个样子花起钱来，这内藏库就算是再富足，那也很快就要花光的啊！

怎么办？赵佶怕露丑，没有去召集宰执们讨论，而是叫来的高俅与胡衍给他出主意。

听闻皇帝的担心，胡衍暗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便立即提起了之前东南海事院的两次海外大捷，那可以是当时的朝廷多赚回了快一年的赋税。眼下，东南海事院虽然解散了，但是还是有一个江南市易局啊，如果皇帝能给他一个便宜行事的手谕，他便南下设法对市易局进行改组，别的不说，先把海事局能赚钱的能力恢复起来，在市易商贸这头给皇帝揽金；其次由他去收服沿海水师部队的掌控者赵驷，与他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再找一下可以出海南征的机会，给如今的天子再带回一笔不亚当时的财富。

赵佶一听大喜，于是欣然同意写下了手谕，并再给予了胡衍在江南行事的专用金牌。

胡衍南下，首站便就先去了在明州的沿海水师军营。

东南水师并入了荆湖江浙四路都巡检司之后，虽然改名叫了沿海水师，也划属了宣毅军。但是赵驷却以水师训练等理由，一直在明州保留着军营军寨，都巡检司派来了三个都虞候，表面上是说协助他管理，实际却是想过来分权。但却被他三天两头地带出海去随行训练，直接是晕船呕吐吓回去了两个，剩下的一个看情况不妙，就在军营里整日喝酒不出营帐，以示自己决不惹事触惹赵驷。

胡衍却不需要理会这些，他与赵驷之间，既有着在西北共事的交情，尤其赵驷在青唐之战中受伤，还是他排除万难，将其安全护送回扫秦州，这才得到了及时的救治，算来也可以说是有那么一层的救命之恩。

之后两人在东南海事院里的共事，市舶司负责最大的税收、制置司负责最重要的军队，都算得上是秦刚的左膀右臂，关系更算是当时最能说得上话的两个。

这次过来的胡衍身上，还带着朝廷的重要职务，以及皇帝私下授予的各种特权。

所以，胡衍与赵驷便秘密商谈了一夜。

的两位钦差开始犹豫了。

他们转身去请教胡衍，而胡衍一听，便知这件事既是自己大哥的人格魅力遗留影响，也是赵驷等人以此表达内心深处不服情绪的表现。他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地方官员簪花，此为寻常之事。这里的种种情况，先行记下便是，回京之后，本官自会向蔡相公禀明清楚。”

胡衍之所以要把这事揽下，一是他知道此时这是“人心所向”，不宜与众人的情绪正面冲撞；二是他此次来明州已经与赵驷达成了共识，大家大事都谈妥了，根本就没有必要在这种芝麻大的小事上生出不愉快。

再说了，赵驷这样的行为，顶撞的只是蔡京搞出来的新政，他胡衍可犯不着为此事影响到自己的身上。

东南海事院拆分之后，原先的市舶司独立出来，新任的提举市舶司一职却是一个老熟人：原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陈举。

这次的升职，却是得益于他对于朝堂形势的一次准确判断与出击。虽然他在浙北私盐一案中，请教了蔡京之后，断尾求生，通过举报自己的岳父胡宗哲而暂时安稳了两年。但是却一直在观察着可以升迁的机会。

这次，当他看到了赵挺之进入宰执，推行绍述之政，立即抓住了黄庭坚在荆州撰写的《荆南承天院塔记》一文中有“幸灾谤国”的言辞进行弹劾举报。此事在赵挺之的刻意渲染下，引得赵佶震怒，下旨革除了黄庭坚一切职务和功名，流放宜州【注：今属广西河池市】。

此事也与之后蔡京要推行的元佑党籍碑之述求不谋而合。

于是，总是要给陈举这条听话的狗一根肉骨头的，而他也通过这个官职，紧紧地追在了胡衍的身后，自然在接任提举市舶司一职上，得到了胡衍的认可。

而同样名列元佑党籍碑上的苏轼，却丝毫没有将此碑放在心上，他在告别了许昌的弟弟苏辙后，终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宜兴，并走过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

这位睿智通达的老人，早已将人世间的纷争、官场上的起伏、未来的所有之事看得无比通透。唯有放心不下的，便只是一位年轻人的下落。

五月，有顺风行加急专报，来人亲自来到苏轼的病榻之前在其耳边亲语：“徐之尚在，塞北待归！”

老人久无光彩的双眼，瞬间迸出了难以描述的光亮，转而哈哈大笑，再叫过了三子苏迈，给他留下了一首至今人们都无法解读清楚的七绝诗句：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随后，一代文豪苏轼病逝，享年六十八岁！比真实历史时空的他多活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