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不会让你为难。”赵子裪说道,“他不是有一个官身么,这两天就会有御史参他,只要朝堂上有了声音,相信你判案的压力也就没有什么了。”
“哦?世子真是好手段!下官受教。”
虽然现在朝堂上的政治风向已经转换,但单单从官员的实际数量来看,经过了元佑近八年多的经营,旧党依然占据了大多数。
前面说过的张商英要罗织罪名、赵煦拉偏架式地贬官,总归还是需要一定的程序与时间的。别的不说,章惇虽然已经回到了京城,但是范纯仁与吕大防的辞相流程,还不得不要慢慢地走个过场。
甚至就在赵煦已经准备要立即同意他们的辞呈时,章惇与李清臣都不约而同的制止了。
一是朝廷毕竟还是要点脸面,首相、次相的辞呈必须要给足脸面,惯例中的九次挽留,一次都不能少;
二是大势已定,不急于眼前的一时。所以,李清臣依旧还是户部尚书,章惇也还是群牧制置使,但是相对于已经被架空的政事堂,这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可朝中占绝大多数的骑墙派这时都应该开始着急了,从大宋多年以来的政治斗争的经验出发,这个所谓的宁静期,恰恰是留给他们进行政治表态的最后时机,是跟随旧党一起进行绝地反击呢?还是投向新党进行胜利大总攻?几乎每个人的心底都应该有了最后的决定。
孙溥没有费多大的劲就说服了自己的父亲:这个秦刚是苏门秦观的族弟,而苏门则是明明白白的蜀党,如今苏轼已经被外放、苏辙在政事堂的位置也是朝不保夕,无数双眼睛都想从他们身上找个机会下手,捞点政治资本。
又何况现在有了开封府推官已经受理了这起案子的绝好机会。
一人上奏章尚嫌力度不够,那就多联合几个人一起上。
秦刚被押进开封府的当天,这个受理案件的副本被某些别有用心人迅速在朝中传播。
一下子,除了骑墙投机的官员看中了,更有嗷嗷欲动的新党御史立刻以“风闻言事”为由开动笔头,半天不到的时间,竟先后有了十几封弹劾选人秦刚“以官营商、与民争利”的奏章递了上去。
此时的政事堂,名义上的左相吕大防任高太后山陵使已经外出,而右相范纯仁早就告病在家,仅存的蜀党干将苏辙孤掌难鸣,更由于对秦刚的弹劾涉及到秦观而须避嫌无法处理,只能任由这些奏章最终发到小皇帝那里。
而苏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赶紧通知秦观。
而黄小个在李尚书府的门口候了一天,大冬天冻得够呛,也没守到李禠,只能再去秦观家。
当晚,从庙里请愿回来的秦观已经得到消息,此时知开封府的钱勰【注:详见本章末注解】正好与他关系尚可,便连夜赶去求见。
见面之后一问,才知钱知府竟对此事毫不知情,是其手下的推官黄信一手炮制。
但是结合朝中弹劾的奏章如此快速响应,双方都意识到这件事的背后,根本实质还是在于新党的清理手段。
钱勰也是旧党,虽然刚提了翰林学士兼侍读,并知开封府,但随着与其交恶颇久的章惇还朝,上上下下早就放出了章惇要寻机对其不利的风声。
在这个关键时候,值不值得为了一个他并不认识的秦刚出头,钱知府倒有了几分犹豫,只说会尽量周旋。
无果而返的秦观回家后,和儿子秦湛聊了聊,只能让他去找找李禠的关系,看看能否在李清臣那里努力试试。
第二天秦湛便匆忙带上黄小个找到李禠求救。
“禠哥,家严对此有过分析,这场官司的实际情况已经并不重要,现在已经演化为新党对蜀党人士清算的话头,所以,最大的可能就会是两方拉锯,拖延不决。可眼看省试在即,我这十八叔的前途可耽搁不起啊!”秦湛着急地分析给李禠听。
李禠是个根本不关心政治的人,听完后也急了,便对秦湛说:“你先回去等着,我现在就去找我家大人说去!”
注:钱勰,字穆父,杭州人。吴越武肃王六世孙。神宗时,历官提点京西、河北、京东刑狱。曾奉使高丽,归拜中书舍人,反对变法,并讥讽章惇而结怨。元佑初,知开封府,后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户部侍郎,进尚书,复知开封府。哲宗即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因章惇排诋,罢知池州。此时,正是其知开封府时。
钱勰与秦观的关系很好,秦观为黄本校勘时,钱勰为户部尚书,都居于东华门之堆垛场。秦观春日尝以诗致钱勰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钱勰以米二石送之。秦观又作《观辱户部钱尚书和诗饷禄米再成二章上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