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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1页）

我想了想也就算了吧。下午我们双方各带了十几个人，我和小胖见了面……多年以后我见到小胖，看他脸上长长的伤疤，感觉很对不起他!那天事了结以后，我们请他们看了场电影。当时刚刚上映日本影片《追捕》，电影很精彩。当我们走出长江电影院的时候，天正下着小雨，刮着秋风。我们哥儿几个不约而同地学着电影里杜丘的样子，把中山装的领子立了起来，并用双手拉着。本来就啥事也没有，更没有人来追杀我们，我们却学着杜丘的样子低着头，不时地东张西望鬼鬼祟祟……伴随着这部电影的公映，前卫男人们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场头发革命。

纵览中国的历史，有过几次头发的革命。革命先驱孙中山，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冯玉祥杀进了北京赶走末代皇帝爱新觉罗&8226;溥仪。从此中国的男人剪掉了长辫子。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有关头发的革命。

第二次头发的革命，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不久。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我们效仿着日本电影《追捕》里史村的形象，留起了盖耳而不披肩的长发。

第三次头发的革命发生在我们东北。时间是1982年，发起人就是我。在长春市的男士里我是第一个把‘史村’头烫成了‘爆炸式’的人。从此结束了烫发只是女人专利的历史，我的发型迅速地在全国得到推广，这让有关生产烫发水的厂商叼了不少大菜，可是没人给我树碑立传。这第四次头发的革命，发生在改革开放中期。中国的摇滚之父崔健，率领着一帮猛男长发披肩，勇敢地登上了新时代的舞台。

我流浪我快乐！

1979年的中秋节是个星期天。下午爸爸和妈妈又吵架了。对他们这种无休止的争吵，我和哥哥已经厌烦透了。我们分辨不出他们到底是谁对谁错，他们从来就不顾及我们哥俩的内心感受，更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打架给我们心灵造成的巨大伤害。每当我在外面玩得高高兴兴，但快走到家门口时心情就立即悲哀起来……

这个家对我来讲就是地狱。我从未感受到家庭的温馨。他们给我的爱，特别是能保留在我心灵中的，实在是少得可怜。家长给我们创造的生存环境、贫富好坏都不重要，如果你不能让他拥有一个在精神上快乐的童年，这就造成他人生中无法弥补的悲哀。可是他们到现在也没有认识到，究竟把我伤害到了什么程度

对于一个对自己身世都迷茫的人，还能让我说什么呐!也曾经想解开这个谜，我也非常容易解开这个谜。可是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吧，他们现在已经各自再婚了。无论我愿不愿意，承不承认，我现在都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可是我仍然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我如果再找出来一个……哎!爱他妈的谁谁吧……

如果我有了小孩无论他多大，我都会对他等同看待，不会凌驾在他的上面。我会尊重他的人格，倾听他的意见。我要关心他的情感世界，表扬他鼓励他，我要学会和他沟通。他不是我的私有财产，他应当有自己的尊严!父母当年对我的教育方式，现在想起来仍然令我恨之入骨!

我虽然没有结婚生儿育女，但是已经长到了他们曾经折磨我时的年龄，为什么我现在的想法和他们格格不入哪?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他们那个时代的背景，但这绝不能作为他们说得过去的理由……他们现在所受到的报应就是，我可以在经济上报答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是我们之间永远没有发自内心的亲情。有了血缘关系并不等于就一定有感情!感情是在流逝的岁月中，靠点点滴滴彼此的关爱储蓄起来的。没有经过辛勤的积累，就妄想账面上有飞来的横财，这可能吗?

不是我不想和你们改善这种关系，我曾经尝试过，也努力过，思索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哪!但愿我的故事，能对天下的父母有所启迪，你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教育你们的子女?怎么样才能和他真正的沟通?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不怨恨你们？

我把月饼摔在地上离家出走了。外面秋风瑟瑟，下着小雨。走出家门的我并没有感到悲哀，我深深地呼吸着凉凉的空气，吐出我胸中的郁闷。我在外面流浪了一个多月。睡过火车站，睡过防空洞，也睡过同学家。同时我也结交了许多社会上的朋友……

这天来到了我哥儿们二哥家。二哥是个瞎子，离婚了领着一个儿子过。他家是我这帮哥们儿的一个据点，我们经常在这里聚会。盲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和他们学会了很多东西。长春市只有一个盲童学校，所以全市的盲人都是校友，他们基本都认识。

盲人有两大特长，按摩和算命。二哥是算命的，所以他的家里除了我们这些混混以外，还经常有些天南地北的算命先生和女士光顾，我后来和他们学会了算命的绝招。我进了二哥家，二哥和半失明的算命人于占合正要吃饭。于占合是个农民，家不在长春，他问我：“有没有吃饭?”“还没有，你俩先不要吃了，我现在去买点酒菜，咱哥儿们喝一顿。”

他俩听了十分高兴。我买来一瓶白酒和一些熟食喝了起来。我们一边吹牛一边讲荤笑话，于占合两杯酒下肚十分健谈。他问我：

“你知道什么就叫四大红吗?”

“不知道。”

“杀猪的盆、庙上的门、大姑娘裤衩子、火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