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心满意足地起了床。照照镜子,一切都好,洗漱完毕,我打了两个电话。
&esp;&esp;第一个电话,是打给那个差点被儿子推进河里淹死的父亲。由于他对孩子生活近乎专断的干涉以及不知悔改的态度,我愤而撒手不管了。可是,既然生活还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我决定再跟他谈一谈。
&esp;&esp;有些可惜,不过也是情理之中,我说了十几分钟,这位父亲只回答:“谢谢,我会好好考虑的,给您添麻烦了。”傲慢而自负,就像太阳王路易十四面对他的臣子。
&esp;&esp;第二个电话,是打给李咏霖的,电话很快接通了,一如平时,他仍是一副感激的口吻:“艾先生,这两天也没时间见你,真对不起,杨洁的事,给你添麻烦了。”
&esp;&esp;“杨洁情况挺好,李哥你暂时可以安心了。”
&esp;&esp;“是是,我也听她姐姐念叨来着,多亏了您。您是不是要说评估的事情?那东西,有时间就做,没时间就算了,没关系的。”
&esp;&esp;评估,是我向当事人或家属提交的一份报告,涉及病人目前阶段的状态评述,与诊断书稍有不同。鉴于杨洁自杀案例的特殊性,以及不去评价自杀者的原则,所以这类东西只能给家属看。
&esp;&esp;“不,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别的事。”
&esp;&esp;电话那头,他迟疑了片刻“是不是该付治疗费了?还是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尽管说。”
&esp;&esp;“好,李哥,我很关心你现在的处境,所以,如果您有什么烦心的事,也不妨和我谈一谈。”
&esp;&esp;“谈一谈?”他显然被我弄糊涂了,反问道“怎么,你是说我也要看病吗?”
&esp;&esp;“您误会了,我没说您有病。我只是觉得或许您有些地方也会需要帮助。你和杨洁的离婚,是谁先提出的?”
&esp;&esp;“是我。”他好像有点听明白了,顿了顿“对不起,我之前太忙了,可能忘了告诉您。是我提出来的。”
&esp;&esp;“您告诉过我。我只是想说,很多人都把婚姻关系过度简单化了。”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esp;&esp;幸福的婚姻,哪怕是平庸的婚姻都是不言而喻的。可任何一段婚姻,一旦面临破裂,其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在旁观者,也就是亲友的眼中,总有一个人是“提出分手的人”另一方是“接受分手的人”因而现实生活中,两人同时说拜拜的情况并不常见。
&esp;&esp;提出分手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人。他们需要承担内疚、恐惧和离婚后同样的痛苦(第三者情况除外,不在本案讨论中);并且,他还会被误解成自私的人,是个“抛弃爱人”的人,他一点儿都不忠诚!总有些人,会落井下石地去打击提出分手的人;即使没有这么残酷,他们也往往会站在接受分手的人的立场上,故意漠视提出者。
&esp;&esp;到底谁对婚姻最不满?到底谁才是受伤最深的人?谁竭尽所能想让婚姻起死回生?很可笑的是,除不道德的外遇情况外,往往试图挽救婚姻的人,恰恰是大家所说的提出分手的人。当然,提出分手的人,有他的优势。他们已从情感的惊涛骇浪中上了岸,下了决心,不再白费力气挣扎于破裂的感情中;他们可能已经对分手后的事情做了打算。但是,他们仍然最可能是被亲友抛弃的人。
&esp;&esp;要知道,提出分手的人,也需要支持。
&esp;&esp;被抛弃的人,能很轻易地从家人朋友那里得到同情,尽管他们可能是婚姻破裂的潜在始作俑者因为在婚姻最后的战役中,他们被要求离婚,被“抛弃”因此得到了良心道义和舆论上的最大支持。他们受到格外的关照,总是有人围在身前身后。然而,过度的关照和同情,反而会成为迈向独立新生活的最大阻碍!杨洁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尤其是在她自杀之后,关注杨洁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还包括那个怂恿她找大师的朋友——没准人家也是好意。
&esp;&esp;然而,离婚的双方其实都是受害者。我试图合理地,不带感情se彩地告诉李咏霖,从离婚到杨洁自杀的前前后后,他始终都是那个没得到支持的人,他还需要尽所能地养家,以及支付生病孩子的巨大开销。
&esp;&esp;于是,我很关心他,希望能和他谈一谈。
&esp;&esp;最有趣的是,幻觉认清这个问题,比我的意识要早。john把这称为一种“天赋”他说:“你的幻觉超前于你的意识,这就是你的天赋!你会对天赋耿耿于怀吗?当然,它来势汹汹,也许会让你有些惊恐不安!”
&esp;&esp;李咏霖耐着性子听我把话说完,反问道:“怎么,现在我反倒成了病人吗?对不起,艾先生,我很感激你的理解,可杨洁才是真正该接受帮助的人。”他把重音放在“真正”两个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