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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官话之所以叫官话,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这也不奇怪。想那时并无广播电视,一般民众又都猫在家里,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谁也不轻易往外跑,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会说土话,就足以打招呼、走亲戚、娶媳妇,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ot;普通话&ot;,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也没这个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这些人,一是官员,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员。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皇上问起话来,也如鸡同鸭讲,那还成何体统?事实上,官场如无共同语,则政情无法通晓,政令也无法通达,那可真是国将不国。比方说,将军带兵打仗,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明明有,却答之以&ot;乌&ot;,将军以为&ot;无&ot;,岂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ot;行此礼&ot;,还得&ot;说此话&ot;。清廷更是明文规定:&ot;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ot;,做官就更谈不上。这下&ot;南蛮鴃舌之人&ot;可就惨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学官话。中国的中央政权,从来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甚至是北京话。说吴语、湘语、赣语的还稍好些,闽、粤、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结果便难免说得不三不四,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谁也听不明白。

难怪俗谚有云:&ot;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ot;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他们的舌头打不了弯。投资是&ot;投机&ot;,虾饺是&ot;瞎搞&ot;,&ot;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ot;,让北方人一听,就是&ot;坐在床头看娇妻,越看越美丽&ot;。福建人的官话水平比广东人高了许多,但还是会把&ot;粉红凤凰飞&ot;说成&ot;哄(上声)红哄(去声)黄灰&ot;。因为闽方言中没有唇齿清擦音f,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过来,改调也没有用。普及官话,并不那么容易。

四、谁跟谁学

一般地说,官话也就是国语,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ot;国语&ot;是满语,汉语倒成了&ot;方言&ot;。清朝制度,皇亲帝胄,都要学&ot;国语&ot;;重要公文,也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然而这&ot;国语&ot;仍然未能昔及推广,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

可见语言问题也不单纯,它和政治,和经济,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当年,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粤籍议员人数多,当真搞&ot;民主&ot;,没准会通过,幸亏被&ot;国父&ot;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仍定为北京话。要不然,当官的都得学粤语,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课本上尽是些诸如&ot;咁&ot;、&ot;叻&ot;、&ot;呒&ot;、&ot;乜&ot;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国家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现在怎么样呢?没谁动员,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单啦,谁不说谁老土。照这样下去,再过些年,定粤语为国语,说不定&ot;哇&ot;的一声就通过了。

这很让一些人愤愤不平。从古到今,两千多年了,从来只有普及官话的,哪有普及&ot;商话&ot;的?学什么粤语嘛!跟傍大款似的。其实,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ot;趋炎附势&ot;的。哪个地方财大气粗,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粤语成为时尚,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富了起来。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从广东登陆,然后再大举&ot;北伐&ot;。再说香港也说粤语。内地人没去过香港,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是阔佬。会说粤语,便可以冒充&ot;富族&ot;,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不&ot;土&ot;。

不过,先前那些祟洋媚外的&ot;假洋鬼子&ot;和&ot;业余华侨&ot;,却是以说上海话为荣、为时尚的。别看现在香港、广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ot;小广州&ot;,而叫&ot;小上海&ot;。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ot;一只鼎&ot;,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那时,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会说上海活则几乎是&ot;高等华人&ot;的标志。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粤语?土不拉叽的,算老几!

可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如今,上海话吃不开了,吃得开的是广州话或香港话。这可真是谁有钱谁是大爷。

其实,犯不着骂谁是&ot;势利眼&ot;、&ot;跟屁虫&ot;。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语言也一样。就说上海话,也并非一开始便是&ot;高等华语&ot;,起先也被人看不起过。上海,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一度&ot;视华亭为重&ot;。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华亭县志》述及方言时,都说&ot;府城视上诲为轻,视嘉兴为重&ot;。可见,这个时候,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谁说上海话谁老土,说嘉兴话才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兴话又不时髦了,时髦的是苏州话。因为苏州经济发达,富甲一方呀!于是,&ot;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ot;,没嘉兴什么事。民国以后,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又没苏州什么事了,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ot;阿拉&ot;,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ot;伲&ot;或&ot;我伲&ot;的。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老板爱说的话,大家也都乐意仿效。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ot;埋单&ot;,大家也就不说&ot;结账&ot;。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ot;阿拉&ot;,大家也就不再说&ot;我伲&ot;。再说&ot;我伲&ot;,就老土了。再后来,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比宁波还老板,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只知道&ot;阿拉上海人&ot;,不知道&ot;阿拉宁波人&ot;。

这就叫&ot;谁财大,谁气粗&ot;。比方说,苏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没有。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多半是&ot;苦力的干活&ot;,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其实,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就连嘉兴话、苏州话和宁波话,后来也不再是时尚。后来成为时尚的,是由嘉兴话、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江北话甚至广东话,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杂而成的&ot;上海话&ot;,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也不一码事。

方言就是这样&ot;趋炎附势&ot;又&ot;随波逐流&ot;。它总是不停地&ot;稍息&ot;、&ot;立正&ot;、&ot;向右看齐&ot;。向谁靠拢和看齐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权有势的地方。或者说,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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