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轻松的时光总是易逝,而刘和的作息时间表上排得更多的内容还是各种会见、视察和批阅公文,不论他在邺城还是蓟城。
这天夜间,北方钱行统计司司长徐岳、制币司司长夏侯兰和清算司司长李儒三人联袂而来,就钱行筹办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向刘和请教。
徐岳首先向刘和详细汇报了对北方四州现存的黄金、白银和黄铜的数量统计结果。“将军,目前可以动用的黄金总量为八千三百四十二斤,可以动用的白银总量为四万六千四百三十九斤,可以动用的铜总量为一百二十万九千七百二十八斤。”
徐岳此时汇报所用的计量单位,已经采取了刘和规定的十进制,并非原来那种一斤十六两,一石六十斤的换算方法,所以徐岳汇报中涉及到的一斤重量大概在五百克左右,跟后世的重量基本一致。按照徐岳统计出来的数字,刘和目前可以调用的黄金重量大概在四吨半左右,白银大概在二十三吨半,黄铜大概在六百零五吨左右。
这个数字,咋看之下貌似不少,但如果除以一千万这个巨大的分母,那么立即就会显出原形。如果跟史书中记载的汉代大概有五百吨的黄金储备总量相比,那就更加是少的可怜。刘和如今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幽州、冀州、辽州、宁州和大半个并州,手中能够调用的黄金居然才只有区区的四吨半,连五百吨黄金总量的零头都不到呢。
那么,大汉朝原本丰富的黄金储备都到哪儿去了呢?刘和两世为人,带着后世的一些疑问,如今想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
刘和记得,从各种文献记录中可以看出秦汉两朝时黄金为流通的主要货币,官方赏赐、馈赠动辄就是以千斤和万斤来计算,当时中国的黄金之多。令后世都觉得惊奇。但在东汉年间,这么多的黄金却突然不见了,真令人百思而不得解。
后世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对这个奇怪的现象均有专门论述。
赵翼归纳写道: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尉缭说秦王,赂诸侯豪臣,不过三十万金,而诸侯可尽。汉高祖以四万斤与陈平,使为楚反间,不问其出入。娄敬说帝都关中。田肯说帝当以亲子弟封齐,即各赐五百斤。叔孙通定朝仪,亦赐五百斤。吕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斤。陈平交欢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即位,以大臣诛诸吕功,赐周勃五千斤,陈平、灌婴各二千斤,刘章、刘揭各千斤。吴王濞反。募能斩汉大将者赐五千斤,列将三千斤,禆将二千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万斤。武帝赐平阳公主千斤,赐卜式四百斤。卫青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军受赐二十余万斤。昌邑王赐故臣君卿千斤。宣帝既立。赐霍光七千斤,广陵王五千斤,诸王十五人各百斤。赐孔霸二百斤,赐黄霸百斤。元帝赐段会宗、甘延寿、陈汤各百斤。成帝赐王根五百斤。王莽聘史氏女为后,用三万斤,赐孝单于千斤,顺单于五百斤。莽末年,省中黄金,万金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尚方,处处各有数匮。可见古时黄金之多也。
赵翼所列举的这些黄金数量,虽然据《廿二史记校证》的校证者王树民先生说,有一些小的笔误,但基本上都可以在《史记》、《汉书》的“本纪”和“列传”中找到出处,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的黄金数量之大。
但是,到了东汉年间,巨量黄金突然消失,不仅退出流通领域,使商品交换倒退为以物易物,而且以黄金作为赏赐也相当少见。据学者考证,终东汉一代,仅汉灵帝光和元年就一次赐朱儁黄金五十斤。那么,西汉时的巨量黄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
对此,后世的学者们进行了种种猜测和考证,然后得出了数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大量的黄金被用于了佛事,因此导致黄金锐减。赵翼在《廿二史记》卷三《汉多黄金》载:“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之计,无虑几千万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则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
如果说东汉的黄金被用于佛寺塑像涂金,有一些道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从后世一些证据来看,佛事耗费的黄金的确惊人,看看**布达拉宫和青海塔尔寺,便可以知道所谓的“重塑金身”是多么的浪费。但问题是,佛事的兴盛并不是在东汉而是在南北朝,东汉末期时佛教才开始在大汉境内传播,如果不是因为黄巾起义导致道教在本土失去地位,加之各种灾害、瘟疫和战乱的横行,使得普通民众心理上需要宗教的慰藉,佛教在汉朝能否传播都未可知。所以说,纵观东汉一朝,根本就不存在大兴寺庙、塑像涂金的问题,即使有一些寺庙使用黄金,像大神棍笮融在下邳建造的浮屠寺,黄金的用量也十分有限,所以说佛事耗金不能成为西汉巨量黄金突然消失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说法是东汉对外贸易逆差所致。后世有学者认为东汉黄金数量减少,是由于黄金大量赏赐外人,以及向大宛购买良马、明珠和玻璃等商货,导致贸易逆差很大,所以巨量的黄金流向了国外。
这种贸易逆差导致黄金外流的说法也缺乏根据。因为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输出国,中国所产的丝绸和其他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输向西方,换回来的除了一些马匹、明珠和玻璃之外,还应该有大量的黄金。大汉朝廷和王公贵族们虽然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需要,有时也用黄金向西域、南海各国购买奇珍异宝,但这种行为并不常见,动用的黄金数量不会很大,而且当时大汉的军事实力如此强盛。对外号称的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所以很多奇珍异宝的得来并非通过贸易手段,而是赤果果的军事威胁,逼使外国称臣纳贡而得。
第三种说法是因为战乱频仍的原因,大量的黄金被人们埋藏到了地下。有学者认为西汉巨量黄金到了东汉时突然退出流通领域而消失,唯一的答案就是一部分黄金作为各种金器金物随葬或遗落地下,另一部分黄金则以金币形态随富商大贾和各级官吏而埋葬在了地下。
战国至西汉,商人以贱买贵卖手段集中了大量的黄金,而封建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攫取占有了大部分黄金。人们纷纷贮存黄金,大批的黄金被这批人占有并窖藏。史书上记载:梁孝王死时,“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汉末王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东汉时窖藏黄金者也大有人在。如董卓“筑坞于眉,高厚七尺,号曰“万岁坞”。坞中藏有黄金二三十万斤,银**十万斤”。而且,从后来出土的钱币中看,中国历史上窖藏金银珍物之数量确实大的惊人。为什么这些王公贵族们贮存的巨量黄金没有被用掉呢?主要是掌握大量黄金的商人贮藏着黄金以备用。而西汉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窖藏了大量黄金的富豪官吏,或死或逃,从而使窖藏的黄金如同后世纳粹德国的巨量黄金一样。无从考察。
中国人确实有窖藏金银珍宝的习惯,所以说一部分黄金因此消失于地下是有道理的,但若是把绝大多数黄金都说成是随葬和遗忘于地下则难以说得通。因为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黄金贮藏。少量除外,贮存巨量黄金的金库总是应该留有线索的,绝不会在一场战乱过后,所有的黄金拥有者都死去或忘记自己的财富所在。至于说因为陪葬而消耗了大量黄金也说不通。
因为事实上,许多厚葬的墓自埋葬之日起就成了盗墓专业户的目标,总会被掘墓贼发掘出来又流通于世的。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埋葬于地下的并不限于黄金,还有银、铜等种种珍宝,为何单单是黄金奇迹般地没有了呢?而黄金因为其优良的存储特性,是最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会出现锈蚀、风化、氧化等问题。
汉末三国时代,曹操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纵容部下成立了专门的掘墓大军,而且美其名曰发丘中郎将。按照老曹的办事风格,估计洛阳和长安周边的王侯公卿的墓葬都被他挖了一个遍,那么被埋葬在底下的数百吨黄金至少也能出土一半以上,为何却不曾有魏国储备大量黄金的任何记载呢?
第四种说法是当时各种文献中所提到的黄金,其实应该是黄铜,而不是真正的金子。因为从历史上看,从秦汉两朝有限的黄金开采量和对外贸易数量,西汉王朝不可能冒出五百多吨的黄金来。人们惯以“金”来称呼钱财,这就很有可能把当时流通的铜称作“黄金”,而后人不察,竟以为是真正的“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