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再进一步,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五卅惨案后,中国一般名流和有见识的商人,都觉得这个抵抗外力压迫的事件,必须由
政府负责处理;单凭民众的消极抵抗是不够的。甚至左倾的学生,也主张由政府根据法律,
展开有力的交涉。但北京的段政府如何能这样做?于是人们对北京政府的无能,感到不能容
忍了。
中共中央认为不能对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迷信实力的外国殖民者也不会轻易对中国人
让步的,只有增强民众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外对内的根本问题。我们曾再三
商讨,一时也提不出具体的方案。曾有人想到应依孙中山先生北上时的主张,从速召开国民
会议,组织举国一致对外的政府,但我们也估计到,失去了孙先生的国民党,暂时不会有这
样主动的气魄;而由幼龄的中共来单独号召,一时也难于获得人们的重视。如果勉强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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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反可能因内在的纠纷,影响一致对外的阵线。
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曾发表告民众书,除对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残暴,表示极端的愤慨外,
并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提醒民众&ldo;万不可
依赖和信任政府的交涉&rdo;。告民众书反对调和与妥协,提出慎防帝国主义借口反共的离间和破
坏;并号召坚持长期反抗和巩固反帝的联合战线;但它并未说明用政治解决此一事变的具体
方案和可能的发展前途;反暗示毋宁光荣的失败。这个文件似清楚的说明了当时中共力量的
局限性。
然而中共在五卅运动中,获得了组织上的发展,不少工人和学生相继参加了中共和共产
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这个时候,中共开始成批的招收党员。我曾主持过凡次工人新党员入党
的仪式,每次都有四十名左右的新党员。他们多是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过短期的主义
训练,就成为正式党员。他们之入党多数因对中共在五卅运动中的领导表示敬佩;本人又充
满了民族热情。
在事态演变之中,五升运动的另一主角商人代表虞治卿的调和政策逐渐得势了。他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