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会众同意之下,走上主席台,继续领导讨论。我首先指出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事先
没有代表大会的认可,即对外让步,手续上是极不合的。我要求代表们就这重要问题的本身,
作平心静气的讨论。幸好我能凭借平日的信誉,使会场空气归于平静。讨论结果,六百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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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位代表,一致决定:反对总商会的让步,但为了不损害工商学的联合战线,目前只表示抗议
的态度,并希望总商会能与工商学联合会精诚合作,一致对外。至于原十七条中之第六条所
规定者,乃工人切身利益所关,应期之于本身的长期奋斗。
虞洽卿事实上排除了工商学联合会的反对,根据总商会的十三条,与外人交涉;但同样
遭到外人的拒绝。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进而采取逐步收缩这一运动的办法。
他首先结束了商人的罢市。六月二十六日,全上海的商店宣告中止罢市。由上海总商会、
工商学联合会和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联合发表一个沉痛的宣言,说明二十六日先行开市及三
个持久的抵制方法,即:一、抵制英国货至五卅案解决为止;二、抵制日本货至日本纱厂案
解决为止;三、以经济援助罢工工人等。
上海商人的复业,使上海的反帝运动开始低落。当时广州发生的沙基惨案和省港大罢工
正轰动一时,国共两党都认为此时不可退缩,反应扩大,但这些主张并未能挽回大商人的妥
协意向。同此,中共也从事实上体会到大商人是不可靠的;同时,深觉单凭上海总工会乃至
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而广大的农民又不能很快的发动起来,只有徒呼奈何而已。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加重注意它在农民中的工作,也开始注意在军队中的宣传。我在这
时根据中央的决定,摆脱了上海总工会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去处理中共中央各项急待解决
的事。
根据虞洽卿逐步收缩的政策,八月二十五日,日厂罢工渐次复工了。中日间屡经交涉的
结果,日本厂方八月十二日应允撤换枪杀顾正红的原木、川村两个日籍职员、抚恤顾正红家
属一万元,工厂中日人此后不得带武器入厂等条件,还应允俟中国政府颁订工会条例后,承
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所以有这个有关工会代表权的条件,是由于中国立法方面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