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毁灭我们这个革命中心。而我方军事势力还不够雄厚,工人的组织
还未健全,广大的农民也尚未发动,因而此时决不可轻举妄动,而自陷困境。
至于革命内部的领导,简直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众多的机构和一般要人们,除了忙于集
会演说以外,做起事来,总是同床异梦,左右掣肘。他们中有各军之争;有军权党权之争;
有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与地主之争也正在方兴未艾,其政
治重要性与日俱涨。
总司令的职权超越一切,也日渐为人所不满。一些有实力的军事领袖们,站在他们本身
的立场,暗中实行对抗。各省当局都是以总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复以后,我本人便
被蒋氏指派为江西省政治会议和省政府的委员(我因武汉的职务,从未去就职)。他的命令是
包罗一切的,不管怎样细微的事,都要干涉到,而又无制度法律可循。在武汉方面,反映总
司令职权的邓演达,在这一点上也有类似的作风。
军权超越了党权,使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觉得不应该,他们怀念着孙中山先生&ldo;以党治
国&rdo;的原则。湖北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各项重要职务,由湖状籍的要人们分担,其中多
系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董必武就是其中要角之一。他们除强调提高党权外,也侧重维护
湖北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与一切以军事为前提的邓演达发生若干争执。
我当时调解这些争端,也曾为了劝告董必武暂时需要抑制一下湖北人的地方观念一事,
而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在我看来,邓演达与蒋氏不能相提并论,他可能心向着我们这方面,
若将他逼往蒋氏那边去,诚属不智。
工会方面的活动更能体现中共方面的政策。九月二十日,当武汉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举
行的时候,总政治部的代表曾声明对工会良民组织,采取赞助态度;但要求工会服从总政治
部的领导。工会领袖也声明愿促进工会与国民党党部的关系,接受总政治部和国民党党部的
领导,同时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中共方面想来,它在工会方面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表面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
并不等于牺牲中共的领导,反可以避免与象邓演达这样的人发生直接的争执。我们之所以提
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用意就是要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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