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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4章（第1页）

不宜提出中央改组的问题。会后，我知道鲍罗庭也曾以时局严重为理由劝告瞿秋白，认为现

在讨论内部问题绝非适宜，这件事就这样给搁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们谈话的这一着，在当

时却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锻羽而

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

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使他更多一层苦闷。

他对同志们的责难，如指他缺乏警觉性，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

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

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

我鉴于时局的严重，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曾企图冲淡他

心情的懊丧，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陈先生对于这次的打击是不愿推卸他所应负的责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毁，中央不能辞其咎，譬如，上海的&ldo;四一二&rdo;事变中，中央确

是缺乏警觉，不仅身任书记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样的疏忽。他指出

当时中央委员中没有人着重提出要严防蒋介石的翻脸，只是重视上海市民会议和市政府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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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成。如果当时中委中有人提醒这一点，也许可以减少一些牺牲。陈先生接着表示，事态发展

到了现在，中共的前途困难多端。他指出共产国际一直要我们留在国民党内，那就只有维持

与左派合作的现行做法，不能谈甚么工农苏维埃之建立。如果我们违反共产国际的意旨，积

极发展土地革命，通行组织工农苏维埃，势必形单势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样的失败。反之，

如果要维持武汉的局面，就应纠正工农运动之过火行动，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这样做能

否收到反蒋的实效，推进国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陈先生这些话不仅道出了他个人的苦

恼所在，也说明中共当时已面临左右为难的歧途。

在陈独秀等中委陆续到达武汉以后，中共中央的会议才正常的举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