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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痞子文化以王朔为例（第3页）

他们谋生的方法是“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然谋生弄饭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

这是农业社会的特征。

发展到现在，我们不应将其类别分得这样清楚，就成员而言，我认为还应加上城市失业、无业人员以及商人。

商场如战场，现代商场环境，早已不同于自然经济时代，它瞬息万变，风险极高，而高风险才有高利润，战场不常有，商场处处可见，竞争乃多于战争，而且其涉及面更行广阔。

尤其在一个没有多少游戏规则可循的国家，商场更像战场那样充满风险，急红了眼，人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赢，干什么都行”，成为这些人全新的道德信仰！

所以，我倾向于按谋生方式来定义“游民”或游民心态。

一切以“打”的、“抢”的、“偷”的、“讨”的、“媚”的方式来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都是广义上的“游民”，一切以上述五种方式竞逐的人，具有的就是流氓心态，奉行的就是流氓哲学，只不过程度大小有所区别，本质上是一致的。

王朔不像贪官污吏那样“偷”，不像乞丐那样“讨”，也不像商人那样“打”和“抢”，但他有点像妓，靠的是“媚”。

文人的“媚”，一者“媚”官，获得地位、声名和利益，一者“媚”商“媚”俗，单纯为利益而“媚”。

王朔不属前者，但他肯定属后者。所以严格说，他那句“我是流氓”的玩笑话，并非调侃自个儿。

以此观照，“游民”的特征在王朔们身上就是抹杀不清的、多多少少也还是有的。其人有意或无意之通性，在于强烈的反社会、反秩序性，一切行为是为了自家的“发迹变泰”，即使下反上、小反大造个反什么的，也都是为了曲线求“官”受“招安”，像《水浒传》上的梁山好汉。招安的终极目的，依旧是“发财”。

因此，“游民”的竞争是富于主动进击性的，他们敢于冒险、敢于犯法，否则会饿死。

另一方面，为了掩饰真正的动机心态，他们也讲谋略，打着“替天行道”的“道德”幌子，口面上仁义君子，多有慈善之举，背下里怎么干都行。

他们还需要拉帮结派，围绕某个圈子抱成团块。

团块内部具有强烈的帮派意识，彼此称兄道弟，一起谋生，一起发财。团块外部全不是“自家”的，只要需要可以当着仇敌予以打击、消灭的。

因而，传统文化中最为阴暗的一面，在这些草莽“游民”们的身上，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

王朔受他生活环境的影响，身周多“草莽”，眼中所见多为传统文化里最阴暗的那一面，他对这些是警惕的，然而不免以偏概全，见阴暗乃把传统文化统统以阴暗视之，与它采取决绝立场，一点也不含糊。

同样，常在水边走的王朔，哪能不湿鞋？

何况他是被一次次抛出去的准“游民”呢？

他与正规草莽当然有不同，这不同就在于，他有一个叫着“文学”的东西，对文学的真诚本身就具有了超越世俗的成分。

你不能说王朔对于文学全是作假的、玩的，在王朔那里，许多时候它被做得相当真诚，这就帮他形成了一定的超越性，能暂时超越世俗之上，没有这条件的大多数人，王朔身边的大多数人，无这类超越性。

王学泰先生曾从三方面总结了这类草莽游民的性格特点：第一，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对于残暴和野蛮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非；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生活的苦难早已磨钝了他们的感觉。

他们没有社会角色位置的规定约束，也缺少文化教养来提升他们的智能。第二，他们的地位，使其把欲望减至最低，为了结拜兄弟可以不要妻、子。《三国》里的刘备，时常挂于口头的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是他们对待妇女的态度。第三，追逐眼前的物质利益。

草莽的“好色”可能会影响其声望，但其好货却无损于好汉之本色，往来多靠酒肉金银财货，对财富的渴心丝毫不加掩饰。当他们需要反贪官时，他们以正义自居，可是，一当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时，同样以金钱开路，相信贿赂的力量无穷。他们的人格榜样，是那些轻财仗义、急人之难的“义侠”与“豪侠”。所谓豪侠，就是现在所言的“武侠”。“义侠”中的“义”则不同于儒家的与“利”相对的“义”，而指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义、利打成一片。

因此，草莽眼中的“义气”，说的就是某人对“我”有利，在金钱或物质上慷慨大方、肯于援助。这也是帮派中的同伙所自觉遵行的“义气”——一种有来有往的交易。

这种交易需要回报。它成为一条连接诸草莽精神的无形纽带，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艰危与共，彼此关照”。

固而，单个草莽游民间的力量合成，相当于今天的集资、股份制，每个人都加进一股，资本雄厚了，才能做更大买卖。

“公司”中兄弟一旦蒙难，其他人其“义”所指，当舍命相救，这相救，便起了今日广告之效用，集体也就成为这帮人能够信赖、值得卖命的归宿。

当然，草莽也分高下，但只在少数人身上，这种“义”才具有超越的、形而上的特征。

当一个人，为自己及其帮派、组织、“公司”的能够延续、能够活下去，这样一个单一目的，不计手段恶劣与否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时他们所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具备了流氓的心态、意识。

因而，在我们悠久的草莽、游民传统里，它是我们，潜性的传统，以别于显在的传统。

这传统如果是一门学问，用个名字来称谓，那就叫“厚黑学”（李宗吾语），中性名称叫公关术，军事术语叫谋略、谋术，政治领域又被叫做阴谋或决策——下台后叫阴谋，登宝座叫决策。

不难理解，王朔的土壤就在这里。他之能广被欢迎，表面看来，其处身社会和描述的是两码事，究其实质，却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体制大转轨，各种规范又普遍失衡、失范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我同样把它名为“乱世”。

加以20世纪、直至两千年来历史的千变万化的表象之下，有一个始终未变，即就是作为这一切表象变化背景的那个不受制约、制衡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市场可望放开，原先的国有资产可望重新得到组合，但受其制约的、“开放”市场的放开程度，极为有限，权力向经济市场的渗透，谁都挡不住。

所以，单纯的市场“开放”，会使国有资产大幅度地、往往也是不受控制地流失，而流失过程中的无制衡的权力参与，又使得绝大多数的流失极端地不公正，它所引起的社会跌荡更为剧烈，被抛在其上的人们，面临的风险大得无法预测。城市和乡土“抛出”这一批批长期或暂时失业的“前王朔”类的“游民”，就构成了当下社会的底色；辅之“文革”等一系列社会性灾难，所造成的长远而深重的危机、隐患之影响，大及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细及心灵精神世界的日益被毒化、异化……所有这一切结合，我们就到了一位学者曾表示过忧虑的“全民流氓化”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百姓只要有机会，也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充当流氓——不择手段地瓜分有限的国有资产或公共资源。

一当这些资产、资源，被不公正地瓜分完毕后，体制仍在停留、观望，“开放”的市场就该到达它的极点与饱和状态，此后就得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灾难和动荡不定。

艰、可见，在这样一个新与旧大转轨的“乱世”，生计唯利益当头，懂得自觉采取并遵循合法、公正的途径进行“交易”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