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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有些事情应该从头说起，我正好借这篇文章回顾一下我三十岁的生活是怎么过来的，下面的纪事年表式的东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没兴趣的读者就不必看了。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出生于我父母的家里。我父亲是个机关职员，母亲是工人。那天是南方人所谓的小年夜，已经临近春节了。我母亲准备去加夜班，加班有双份工资，春节期间的加班工资对于我们桔据的家庭经济是很可观的，但我恰恰这时候出生了。

当然这些事情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一九六五车

这一年本来该有一个弟弟或妹妹出生，但母亲没要那个腹中婴儿，母亲说，养不起，即使是你差点也不想要

一九六六——九六八年

我对“武斗”的印象是一阵枪声，我家后窗隔河相望的是水泥厂的一座大窑，夜里有人在高高的窑顶打枪，子弹穿透了我家后门的门板，我有个印象，母亲深更半夜用棉被包住我，把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外婆房间里去睡。

我家临街的墙上刷写着打倒xxx、xxx的标语，墨迹非常牢固，几年未褪，又过了几年，被打倒的xxx和xx都成了赫赫有名的领导。

一个干瘦的中年女人经常挂着纸牌在街上走来走去。现在我回家偶尔还看见她，脑子里立刻闪过“历史”这个沉重的字眼。

一九六九年

秋季入学，在一所旧教堂改建的小学校里。一群小孩按身高、性别排座位，我左边是个漂亮的穿红裙的小女孩，右边是一个很脏很难看的拖鼻涕的小女孩，偏偏让我跟那个拖鼻涕的同座，心里恨恨的，对此居然至今不能释怀，可见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向往着“美”。

一九七二年

患了很严重的肾炎，好像血液也有点问题，有段时间很危险。母亲常常哭，父亲每隔三天就用自行车驮着我去看一个老中医。

我在一张竹榻躺着。自己在煤炉上熬中药喝，邻居都说这孩子乖，其实孩子也怕死，假如没有死的威胁，我就不会那么乖了。

就这么躺了大半年时间，随手拿起姐浇借来的小说，居然能看个大概意思了，也许是最早的文学启蒙了。有了最早的文字创作，是模仿流行的农村小说罗列的一张人物表，人物有党支书、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地主、富农，每个人物都有与其身份相称的革命或反动的名字。

一九七五——九八0年

中学时代了，那时我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据说是老气横秋的。

当了学生干部却缺乏应有的能力。功课不错，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赏识，经常被推荐参加竞赛或展览什么的，使虚荣心得到满足。

放学后开始写诗，吟诵我的家后窗外那条黑不溜秋的河。还写了一篇散文寄给报社，天天注意那家报纸，这样煎熬了半个月，散文被退回来了。

一九八0年——九八四年

八0年考上北京师大中文系，从此离开苏州这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我的新生活从此开始。那是真正的学院式的教育，我从中受益匪浅。尽管与别的同学相比，我的行踪颇为自由浪漫，时间基本上全花在阅读小说和文学杂志上。

每所大学的中业生对他们的母校都有一种真诚的特殊的感情，我也一样，怀念着北师大的阶梯教室、图书馆和球场。我基本上沉默寡言，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而且常常词不达意，在教室和双层床上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大学四年也完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青春期。

中文系的学生起码有一半想当诗人或作家，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起初每天必须去教室写一首待，必须去无病呻吟一番才觉得充实。特别崇拜当时风靡一时的几位青年诗人。然后患了投稿病，反正那时都是“邮资总付”，寄出去退回来，如此循环往复，如此处于一种既渴望发表又害怕同学讥笑的尴尬的境地，后来通讯地址改成北京一个女同学家里，为的是怕让别人看到我的退稿。

终于迎来了一九八三年，我寄往全国各杂志的一堆小说和诗歌终于有了福音，这一年的《星星》诗刊和《飞天》分别发表了我的四首诗歌。然后《青春》和《百花园》分别发表了我的两篇小说。我狂喜万分，有一种找到光明前途无量的骄矜和自傲，从此确立了要当作家的宏大理想。

被称为我的处女作的是一篇叫《第八个是铜像》的短篇小说，是遵循当时流行的小说套路，“改革”加“爱情”，写一个老知青回城使工厂起死回生，怎么会“诌”出这篇小说来的？想想很荒唐，就像后来怎么会编出个“妻妄成群”的故事一样地荒唐。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质量，重要的是信心，“发表”给了我勇往直前继续“发表”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