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大学时代我发表了五篇小说,现在都不好意思收入集子出版,但是一直认真地珍藏至今。
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孤独者形象,渴望独来独往,远离人群,每天在校园里或者北太平庄一带走走停停,神情忧郁地思考一些人生的痛苦和矛盾,特别钦佩那些有自杀欲望的同学,但是我一旦去想那些抽象的深刻的问题,脑子立刻就成一团浆糊,后来发现不自量力,就开始迷恋那些简单的体力输出,于是成了篮球场的常客,不管什么天气必须去,这似乎跟我机械的僵硬性格有关。
二十岁的年纪在北京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我无法判定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生活、爱情、政治、文化,东南西北风都轻而易举地袭击了我。我现在依稀能闻见一股青春的气味在荡漾,我怀念这种曾经有过的气息。
我深知自己的性格有诸种缺陷。有一次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我决定暑假独自留在学校,不像往常每逢假期就匆匆回家享受父母的温爱。为了躲避这份恩爱,我准备自讨苦吃。暑期的校园里除了蝉鸣,静静的空空荡档的,食堂的伙食异常简单难吃,我现在记不清那几天里干了什么,只记得有一天面对泡在温开水里的方便面,突然强烈地思念母亲做的红烧肉,当天就去西直门买火车票准备回家了。结果买的票是没有座位的,只好在火车上半倚半站着回到了苏州,到家发现腿都肿了,人累得半痴呆状,什么叫少年壮志、什么叫自作自受,我这是一个例子。
八四年我中业分配到一所艺术学院工作。那一年我二十二岁,比这所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年龄还小一些。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形状像盆地的学校,我喜欢那些穿衣服穿得标新立异常常在路上引流高歌的学生,要知道我是个崇尚艺术的人,但是我很快发现我在这里是个局外人,别人都忙忙碌碌的,我却每天在做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什么?我不知道,我记得我主要是为学生领取助学金,召集卫生清扫工作,唯一一次出差是去外地调查一个女学生的不检点的私生活。
我每天在宿舍里写我的小说。夜里写得太迟,第二天就爬不起来,去办公室总是迟到,而且经常级着拖鞋,手里夹着劣质香烟。起初我的上司还要我写入党申请,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发现那是不现实的。他们后来就习惯于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阴视我了。
我写了一堆小说,拼命塞给南京的一些文学编辑看,希望他们赏识并发现我,另一方面我的灼热的投稿机器也一直隆隆运行着,无弦停止,我把自己想象成马丁。伊登,我比他更加渴望成为作家。
初到南京,开始挣工资,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我认识了一些志趣相投爱好文学的朋友。他们使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实起来,通过其中的几位朋友我朝文学圈子里试试探探地伸入一只脚,与文学圈发生联系使我非常激动,我总在暗暗地想他们快要赏识我了,他们已经开始赏识我了,他们在谈论我的小说了。
这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桑园留念》,是我第一篇真正的小说。
一九八五——九八六年
八五年年底,我离开艺术学院到《钟山》杂志做了编辑,这个称心如意的职业来之不易,一是靠朋友的帮忙,二是靠我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我离开学校是狠灰溜溜的,学校的领导在我欲调未调时期,总是用很关怀的口气问我,小童,什么时候调啊?
我自认是个善良的好人,尽管小节上有些缺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不讨人喜欢。
《钟山》编辑部周围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氛围,在这里每天所干的事所遇见的人都与文学有关,还经常坐飞机去外地找知名作家组稿,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阳光。
但是我的小说稿依然像放养的家鸽飞回案头,这使我很沮丧,直到八六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在外地出差组稿,看到刚出版的《十月》杂志上登了我的一个短篇,这是我第一次在有名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立刻买了杂志在火车站候车室看了起来,看自己的四千多字的短篇,自怜自爱地看了好几遍,差点误了火车。
又过了两个月,《收获》杂志也发表了我的另一个短篇。我觉得希望之门已经向我开启了。
无数个夜晚我睡在编辑部的一堆办公桌的空隙里,一张钢丝床、一支钢笔和用不完的稿纸,冬天升煤炉取暖、夏天点蚊香熏虫,每天都在那座宫殿式的房子里写我的小说。每隔一个月就回苏州看看我的父母,并和一个邻居姑娘谈了恋爱。
那样的生活很有规律,同时也很有野心。因为我看见那扇希望之门已经可以容我侧身通过了。
一九八七年——九八八年
我记得八七年二月是我的好运月,当时引人注目的三家刊物《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同时在二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奇怪的是,自此没有谁来阻扰我的强烈的发表欲望了,那些周游全国的稿件一一有了令人满意的答复,自此上帝开始保佑我这个被文学所折磨的苦孩子。
这年《收获》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个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收获》杂志从此成为我最理想的投稿阵地,后来他们每年都以重要的版面登载我的作品,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我觉得我应该结婚了,于是我和我妻子就结婚了,现在翻开我的结婚照,一副肥头大耳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劲头,过早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
八八年一年我发表了无数作品,其中许多是八六年前的作品。开始有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我偷偷地屏住气看那些评论,然后对朋友说,我不看评论家的东西,他评他的,我写我的。
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九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我不必从头细说。我只记得我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变化太大了。
我女儿天米是这年二月出生的,我做了爸爸,对于妻子和女儿我都有太多的愧疚。我一个人在南京过追逐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苏州拉扯着女儿。我的懒惰和自私几乎酿成过大祸,那是妻子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回苏州,恰巧妻子那天原因未明地咯血,是在深夜,妻子用脸盆接住那些血,她见我睡着了不忍叫醒我,但我醒来了,我看见了脸盆里的半盆血。但我说,怎么吐了这么多血?说完就又睡着了。我妻子第二天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若再拖延就大人孩子都危险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在医院陪伴妻子时,我经常接受一种残酷的拷问,你是人还是畜牲?我当然要做人,也许我的懒惰和自私的习性从此有所好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