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直到今天还能记得信上写了什么,只是,希望可以忘记,希望把这样的信忘记,这样的,一个做父亲的人,酝酿许久或急促间写就,顾不上合适不合适,撒网一般投递出去的信。
“如果你们有她的消息,请和我联系。谢谢。”
和邮件一样,努力想要忘记的还有与父亲通的电话。
他在话筒那边对我说:
“……喂?!”
{电车}
坐过很长途的jr线电车。坐过很长途的新干线。
从东京去往长野的饭田线,有一半时间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它穿越森林和山洞。在一侧的窗户上映出绿色的河川,另一边的窗户上匆匆送过几片雏菊。
偶尔一座大山,于是隧道显得特别长,列车久久地摇晃在白色的灯光里,仿佛只是震动而没有向前或向后的知觉。
它驶上田间,两节车厢的短短的身长。
把绿色带往金黄的路线。
{火车}
从南往北。
去北京前先要买火车票。也不知该说命中注定还是纯属巧合,买到了三天里最后一张硬座票。之前还在犹豫,听见窗口里传达出这个信息,立刻点头“我要的,我要的”。离开长长的队伍。
那年冬天一直在下雨。
离开上海前的最后一晚,忍无可忍地离开原先出于经济考虑而胡乱投宿的网吧和小旅店。找到一家三星级的酒店,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这里过一个符合“最后”性质的夜晚。
单人间的软床,带热水的卫生间,窗下就是福州路(那个时候一定没有想过几年后会在十几米外的福州路书城里搞签名售书吧)。
只是疯狂的、潦倒的,以及脏到一定程度的住客而已。为了对得起付的六百元费用,勤勉地洗了三次澡。
去附近的小吃店里买了热馄饨,坐在角落的桌子,望着路上往来的行人。
父亲离开席位去窗口领点心,母亲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一手握住父亲的包,一手拿出纸巾将桌面擦干净。
我抽出三把一次性塑料汤匙,软软的薄片很容易刮破嘴。
母亲注意到,提醒一句“小心点啊”。
以前的普通场景。
合时宜与不合时宜地回想起来。
第二天在12点前退房,尽管我的火车晚上8点才开,但多留一会儿就会影响房费,所以即便要在车站滞留七八个小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到了上海站,从出租车里搬出巨大的行李箱后,旁边立刻闪出几个穿红背心的人,连声招呼说“我帮你搬吧”。原本以为是火车站助人为乐的服务人员,连声道谢着将行李交到了对方手上。直到他帮忙搬到候车大厅,转身向我收十块钱。